本篇所选的三封家信的背景是，咸丰二年，曾国藩于赴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突闻母丧，一方面自己疾奔回家，另一方面写信安排在京的家眷回乡事宜。后来因为太平军起事波及湖南，暂时中止了家眷返乡计划。但就在这急迫之际，却鲜明地表现出曾国藩做人的操守。

    他告诉儿子，现在京寓内并无银钱，一分一毫也拿不出，不得不开吊收取奠礼，作为家眷南回的路费。开吊所得，大约不过三百两银子。因人口太多，路费估计需要四五百两，那不足的部分，可求朋友张罗。但是他嘱咐儿子：受人恩情，应当是将来报答之处，不可多求于人。最能表现曾氏为人之处，一是自己缺钱，但是他要求儿子，自己再困窘，也不可索穷友之债；二是自己欠别人的钱，则是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后来因江西送给奠银一千两，立即拿出五百两寄京城还账。而且还要儿子拿出银两周济别人。

    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

    字渝纪泽儿：

    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慝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行雇船。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一、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比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凑办旅费。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账，惟西顺兴最多，此外如杨监川、王静庵、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诸兄皆多年未偿。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我再有信致各处。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若并无分文，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

    （咸丰二年七月廿五日夜与纪泽书 公元1852年）

    字谕纪泽儿：

    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二刻，我行至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惨痛地听到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德行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会有祸变，恐惧已很久了，不想老天不消灭我本人，而反降灾于我的母亲。回想起来，我平日未能觉察到的大罪真是不可胜数，一听这个消息，实在无地自容。小池驿离大江边还有二百里，这两日雇一顶小桥，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地就去雇船。从黄梅到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到长沙不过一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以到家。一离家就是十四年，母亲的音容已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哪有稍可减轻之处！现念及京寓家口还很多，回家很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一、我离京时把一切家务都当面托付毛寄云年伯，承蒙他慨然许诺。这时遭到这样的大变故，你前去叩头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一定能得到应允。现在京寓内并无银钱，一分一毫也拿不出，不得不开吊收取奠礼，作为家眷南回的路费。开吊所得，大约不过三百两银子。因人口太多，路费估计需要四五百两，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