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收录了曾国藩的四封家书，时间跨越了从道光二十九年至咸丰十年的十二年时间。

    在这四封信中，我们见识了曾国藩的清廉一面，这清廉表现在军营与家庭两个方面。前者，他谈到：凡是带领军队的人，都免不了稍稍填肥私囊。我无法禁止别人不白拿，只求我自己不白拿。我用这种作法示范于僚属，也用这种作法报答圣主。今年江西艰难困苦非比寻常，省里官员有贫穷困顿到不能自存的，即使是抚藩各衙门也无法寄银两赡养家眷，我怎么敢乱取一丝一毫？

    说到清廉为官，尽管真正做到相当不易，但毕竟从古至今大有人在。而对家庭要求也如此严格的则是比较罕见。曾国藩对面家族和家庭，一样公私分明、严格操守。在第二封信中，面对四弟在家擅自为他置了私产这一既成事实，他居然是那等决绝，令人钦佩。在最后一封信中，他则告诉自己的儿子说：有了银钱、田产容易滋长骄气惰性，我们家里千万不能积存银钱，不要买田产，你们兄弟只要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

    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足下：

    温弟在省所发书，因闻澄弟之计，而我不为揭破，一时气愤，故语多激切不平之词。予正月复温弟一书，将前后所闻温弟之行，不得已禀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禀告而误用诡计之故，一概揭破。温弟骤看此书，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间，一言欺诈，终不可久；尽行揭破，虽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终能相谅。

    现在澄弟来书，言温弟鼎力办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辞劳，又耐得烦云云。我闻之欢喜之至，感激之至。温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荡佚一路，归入勤俭一边，则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我待温弟，似乎近于严刻，然我自问此心，尚觉于兄弟者，盖有说焉：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事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

    去年寄给亲戚的各种款项，不知是不是当真照例单分送的？杜兰溪为我买的《皇清经解》，不知植弟是不是已经从省城搬到家中了？

    至于兄弟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补，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温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

    去年所寄亲戚各项，不知果照单分送否？杜兰溪为我买《皇清经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公元1849年4月13日）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澄侯、温雨、子植、季洪足下：

    温弟在省城所发的信里，因为听说了澄弟的计策，而我又不给他说明真相，一时气忿，所以话里有很多激切不满的措辞。我在正月里给温弟写了封回信，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