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国藩手草

    左光八为吾乡巨盗，能除其根株，扫其巢穴，则我境长享其利，自是莫大阴功。第湖南会匪所在勾结，往往牵一发而全神皆动。现在制军程公特至湖南，即是奉旨查办此事，盖恐粤西匪徒穷窜，一入湖南境内，则楚之会匪因而窃发也。左光八一起，想尚非巨伙入会者流，然我境办之，不可过激而生变。现闻其请正绅保举，改行为良，且可捉贼自效，此自一好机会。万一不然，亦须相机图之，不可用力太猛，易发难收也。

    帮钱垫官府亏空，我家万不可出力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公议粮饷一事，果出通邑之愿，则造福无量；至于帮钱垫官之亏空，则我家万不可出力。盖亏空万六千两，须大钱三万余千，每都几须派千吊。现在为此说者，不过数大绅士，一时豪气，为此急公好义之言。将来各处分派，仍是巧者强者少出，而讨好于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穷乡殷实小户，必有怨声载道者矣。且此风一开，则下次他官来此，既引师令之借钱办公为证，又引朱令之民帮垫亏为证，或亦分派民间出钱帮他，反觉无辞以谢。若相援为例，来一官帮一官，吾邑自此无安息之日矣。

    四日发第九号信，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号，欣悉一切。

    季弟又说愿意尽孝道，唯亲命是听，这尤其可以弥补我的缺憾。我在京城十多年，侍奉堂上大人有缺憾，久不在父母身边逗笑取悦双亲，内心十分惭愧，没有一天可以放下这桩心病，如弟弟们在家，能够委婉愉悦孝顺堂上大人，无形无迹，默默实行，那么，我能尽忠，弟弟能尽孝，那难道不是我家的祥瑞之气象吗？希望弟弟们能坚守这个志向，天天不忘，那么为兄我的内疚就可以稍稍减轻。幸甚幸甚。

    凡行公事，须深谋远虑。此事若各绅有意，吾家不必拦阻，若吾家倡议，则万万不可。且官之补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轮何班补，虽抚藩不能稍为变动。澄弟在外多年，岂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轮到班，则虽帮垫亏空，通邑挽留，而格于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轮到班，则虽不垫亏空，亦自不能不补此缺也。间有特为变通者，督抚专折奏请，亦不敢大违成例。季弟来书，若以朱公之实授与否，全视乎亏空之能垫与否，恐亦不尽然也。

    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公元1862年10月26日）写给四弟的两封信。

    两封信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如何同官府相处。既为望族，难免要被官府所利用。但利用毕竟是利用，看破利用才是慧眼，但一般人往往是将被利用当作荣耀的。当然，利用是相互的，望族也自会借官府以谋利。况且曾家若不是四弟在家谋利，生计难免困窘不堪。不过，望族与官府相处，也许可以互利，但许多时候，受害的却往往只是望族一方。曾国藩身在官场对此早看得透彻，故此他为在家主事的四弟开出了一个十分高明的药方：与官相处，应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其间的奥秘则在于距离二字，因为远了不行，近了不行；疏了不行，亲了也不行，只有在二者之间，恰到好处地把握好分寸。

    季弟又言愿尽孝道，惟亲命是听，此尤足补我之缺憾。我在京十余年，定省有阙，色笑远违，寸心之疚，无刻或释。若诸弟在家能婉愉孝养，视无形，听无声，则余能尽忠，弟能尽孝，岂非一门之祥瑞哉！愿诸弟坚持此志，日日勿忘，则兄之疚可以稍释，幸甚幸甚。

    书不十一，余俟续具。

    来信言余于沅弟，既爱其才，宜略其小节，甚是甚是。沅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即当世亦实不多见。然为兄者，总宜奖其所长，而兼规其短，若明知其错而一概不说，则非特沅一人之错，而一家之错也。

    曾仪斋若系革职，则不复能穿补子，若系大计休致，则尚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