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辑缀了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八年六月至同治三年四月写给弟弟们的十四封信中有关深隐不出的内容。

    同为乱世的背景，同为收敛的主题，《乱世而居广厦华屋，尤非所宜》篇是忌张扬，本篇则是主藏隐。

    从时间上看，本篇主要由三个时间段组成，一是首篇的道光二十八年，二是咸丰四年四月至咸丰六年十月，三是同治元年闰八月及同治三年四月。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38岁，已于上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写于这年七月的信中，曾国藩就四弟在家负责打理家庭与乡党、官府交际应酬事宜，称赞他的忠信，嘱他与人发生金钱关系时要以不好利为原则。然后他提出了“三不”之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他以极其庄重的语气说：有这三样，自然鬼服神钦，人皆敬重。而且在请弟弟向朋友转述他的告诫中，他关注的是行为正直，说话谦逊，像尺蠖虫弯曲身体那样保护自己。

    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曾国藩对易的精髓的深澈理解，他因自己仕途顺利，便格外担心月满则亏，从而导致家中出现灾祸。在这封信的末尾，在谈到九弟去年进学，今年若再考中，便害怕盛而转衰。故此，叮嘱家人低调处事，是他一贯的主题。

    在咸丰四年四月至咸丰六年十月这一时段中，曾国藩经历了他事业上的艰难与困顿。就是说让他干活，却不给他名分，正应了名不正言不顺的老话，他更是名不正事不顺。故此才导致他后来借父亲去世而迳自回家的过激行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四弟国潢曾到军营帮过哥哥，见哥哥遭遇不公，难免气愤。诚如曾国藩在信中所说：澄弟近日肝气尤旺，不能为我解事，反为我添许多唇舌争端。

    其实早在道光二十三年时，曾国藩就因四弟不是读书材料而主张四弟把功夫用在居家主事上。到了这时，他的这一观点更加明确，他说：军中多一人不见其益，家中少一人则见其损。但四弟总好像不甘心在家，总愿意参与外事，这当然也有客观原因，因为曾国藩在朝中作官，他的家庭在当地自成望族，当地官府难免要借助其力，但是将这一切早都看透的曾国藩，深知其中的利害，故此不得不反反复复劝谏四弟不要出头，要深隐家门。但四弟却不听劝谏，不断出外，害得曾藩不得不一再追迫四弟尽早返家。不止对四弟如此，他对所有弟弟都是持这种态度，连对九弟在这时也是这样的观点，因为自己一旦置身官场，便深知了其中的利害，他再不想让弟弟们搅进这一潭浑水之中了。但是他自己既入公门，食禄已久，不能不以国家之忧为忧，而诸弟则尽可理乱不闻也。故此他再三告诫四弟及其他弟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应当隐居山林，勤俭节约，耕田读书，侍奉父母，教育子弟，切不应干涉军政，恐怕不仅无益于世，反而白白使家里受损；应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锋芒；步门不出，谢绝一切。这应当是他终生不废的思想，从本篇所选可见，直到第三时段，即同治元年和同治三年的两封信中，他都是持这样的观点。

    此外，在这些信中，还可窥见如下预防盛极而衰的经典之语：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像尺蠖虫弯曲身体那样保护自己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廿四发第八号家信，由任梅谱手寄去。高丽参二两、回生丸一颗、眼药数种，膏药四百余张，并白菜、大茄种，用大木匣（即去年寄镜来京之匣）盛好寄回，不知已收到否？六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系澄侯五月初七在县城所发，具悉一切。

    月内京寓大小平安。予癣疾上身已好，惟腿上未愈。六弟在家已一月，诸事如常。内人及儿女辈皆好。郭雨三之大女许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