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走广、昭之围，不与胡宗南周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接到正在川黔边境转战的中央发出的《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就在广、昭战役发起的同一天，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军委又致电四方面军：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人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

    接到中央来电，西北军委在旺苍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来电。会上争论非常激烈，主要分歧是如果向西渡过嘉陵江，川陕根据地将难以保住。但接应中央红军和策应红二十五军事关全局。最后，决定调整部署，放弃攻打广昭，准备西渡嘉陵江，渡江之前，为打乱和迷惑敌人部署，先发动陕南战役。徐向前在《陕南战役》一文中写明了当时的战略意图：

    中央发出这个电报时，红一方面军已离开遵义，向川黔边的赤水方向前进。形势紧迫，不容我们犹豫不决。我从前线匆忙赶回旺苍坝，出席总部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这一牵动全局的作战方针问题。

    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大家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重要的事。会议决定，第一，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第二，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火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解决渡河工具问题。第三，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第四，即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会上，也讨论了是否以主力南下，直接与中央红军打通。走哪条路好？需要多少兵力？能不能打到长江边？因力量有限，没有把握，只好作罢。

    驻守陕南的……孙蔚如部怕胡宗南的势力入陕，侵占西北军地盘，曾和我们达成过互不侵犯默契，双方一度相安无事，并有些来往。但在敌六路围攻期间，他们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出兵攻打过我们。同时，任凭胡宗南的势力伸向川陕边，威胁我侧背，也使我们够恼火的。我们这次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出击陕南，顺便给孙蔚如点颜色看看，以示惩戒，是必要的。

    陕南战役一石二鸟，除了接应中央红军外，同时还要策应正处于艰苦环境中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

    红四方面军大部队撤离鄂豫皖后，鄂豫皖根据地陷入极度困难境地。1934年11月，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的部分武装改编成红二十八军，留在当地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