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17日，中央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从军事路线上分清了是非，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用毛泽东对贺子珍的话来说就是“我也有发言权了”。 这是毛泽东自博古、李德等人到瑞金苏区剥夺他的军事领导权后，重新回到党中央的军事领导岗位。当时中央常委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陈云和毛泽东等五人组成。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党中央的“负总责”。原来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军事指挥“三人团”被取消，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是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中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协助周恩来，“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后又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从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

    遵义会议后，1月19日，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对敌情作了分析和评估，决定避开敌人的锋芒，向川黔边转移。1月20日，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二、作战方针：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

    六、为配合这一计划的实施，我二、六军团应及时转移和依托湘黔向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活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牵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及南部之嘉陵江两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

    电报明确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由黔北渡过长江，进入川南，然后与红四方面军南北联动，占领四川作为根据地。接到中央来电，徐向前回忆：

    中央来电，要我们派出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我们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派部队出去多了，等于大搬家，放弃川陕根据地。少了，去一个师，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四川那种地形，敌人把山险隘路截断，你无处可走哇！还有，从敌人报纸上得悉，徐海东已率红二十五军抵陕南豫西，也需要我们接应。有的说先派一个团去吧，有的说我们又不是三头六臂，一个团哪能行呵！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决定仍按清江渡会议制定的方针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消灭胡宗南刚刚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那里是嘉陵江上游，江面不宽，冬季水稳，容易渡过。如果拿下广元、昭化，我们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

    广元，古称“利州”，昭化古名“葭萌关”，两城地处四川北部山区嘉陵江上游，相距不过三四十里，呈掎角之势，互相呼应，广元、昭化位于川、陕、甘三省接合部，为北出四川的咽喉重地，有“蜀北重镇”、“川北门户”之称，是川北战略要道，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两城犹如两扇大门，拱卫着四川北部。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四川军阀在这里派有重兵把守。“六路围攻”红军失败后，蒋介石布置新的“川陕会剿”，命驻甘肃天水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胡宗南第一师丁德隆部进驻广元、昭化，抢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