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出城，与父母相聚，周日下午又回到城里。父母却极少进城来。那时我在课余时间开始看些小说，也看翻译小说，记得有段时间连续看了傅雷译的巴尔扎克著作《欧也妮葛朗台》、《夏倍上校》、等。有次去西郊，母亲突然问我：“好看吗？能看懂吗？”我奇怪极了，母亲怎么会知道我在看巴尔扎克的？还有一次母亲问我是不是上星期二晚上去看电影了？看的什么片子？我发现母亲对我在城里每日的生活了如指掌，类似每天什么时间睡觉，下学后有没有出去过，有没有同学来找，看什么课外书等等。我恍然大悟，这都是福建祥汇报的结果，而且侦察之细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事隔多年之后，母亲对我说出真相，那时福建祥确实肩负“监视”我的使命，为此母亲还给他一份小小的“特殊津贴”呢！

    福建祥的“特务”行为引起我的反感和警觉，但并没有伤害我们之间的友谊。

    在我的幼年时代，福建祥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照顾，也为我背了不少黑锅，如果我们一起做了些出格的事，受过的多是他。但是我也为他做过一件很“仗义”的事。母亲有一把珍爱的茶壶，是她的老师、原辅仁大学西语系教授杨善荃先生送给她的礼物，那是英国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瓷器，颜色和造型都十分漂亮。不知怎的被福建祥碰破了壶嘴，嘴口上少了一厘米。那次他很懊丧，也很紧张。我主动承担了这个过失，向母亲说了谎，告诉她壶嘴是我不小心打破的。那次母亲确实很不高兴，骂了我好半天。看到福建祥如释重负，我心里是快乐的。后来我们将这把残破的茶壶在当时人民市场后面的“老虎摊”上镶了一个白铜镀金的嘴，与壶盖儿和壶身上的描金竟浑然一体，整旧如新。不久前整理杂物，突然发现了这把旧壶，那嘴上的镀金已经发黑、变色，重新又勾起了童年那些已经变得暗淡了的记忆。

    上高中后，我彻底搬到了西郊，永远地离开了那座铺满绿荫的院落。偶尔去看祖母，见到福建祥。那间厨房变得昏暗了，被油烟熏黑了的墙壁上挂满了蛛网，堆在墙角上的刀、枪、剑、戟和“岳云的双锤”都不见了。福建祥老了，人变得龙钟和迟钝，手也抖得更加厉害。那年腊月，我用攒了半年的零用钱为福建祥买了一瓶茅台酒，我想他一定会开心的。当我兴冲冲地把酒给他送去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喝曲酒，你放在那儿吧！”我的心一下子冷了，说不出话来。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福建祥对我惟一的一次伤害……

    时光流逝，四十年间多少沧桑巨变，而童年的往事，却总是无法在记忆中抹去或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