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人们对墓主人——那个在北洋时代晚期的政治巅峰上不摇不坠的小个子东北汉子，是否也一直有视觉上的误差呢？

    望着一旁尘土飞扬的立交桥建设工地，我很想知道这座城市的决策者与建设者们是否会从这庞大的工程投资里拨出一点点碎银来，在这令整个中华民族蒙羞的地方，为一个曾让历史生动的先人，再留点什么……

    这就是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全部履历。与他同时代的未来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年里，他却一个人在荒凉的东北黑土地上啃读生活的艰辛。

    我们城市里的铁路两侧总是一副准垃圾场的窝囊相，脚下自不例外，碑前就是一片极简陋的平房，碑下杂乱的枯草中掺着不堪入目的生活垃圾，让人难以喘息。铁桥附近正在兴建一座颇有规模的市内公路立交桥，重型卡车来来往往以致尘土飞扬。这时，道口的横杆伴着鸣笛声缓缓放下，横杆两侧很快挤满汽车与行人。俄顷，一列橙色的新型旅游列车自北京方向隆隆驶来，钻桥洞而过，直趋沈阳北站。然后，道口开禁，噪音与尘土相携而起，纷纷扬扬。

    势头正盛的国民党骂他，因为他是“党军”（国民革命军）武力统一中国的最后一块顽垒，没有他，南京城外那个无梁殿四壁上的“北伐烈士英名录”就会少镌若干行；共产党骂他，因为他一直以“讨赤”为天职，并下令处决了中共启蒙者与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国、共两党的评价总是你是我非，但说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却颇为例外地保持了一致。

    铁路还是当年的铁路，路基也还是当年的路基，旧桥炸毁后又建了新桥，铁路炸断了再续新轨，唯独对斯人的评价，却一点也不肯翻新。

    张作霖一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教科书上灰头土脸的人物。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那个黑色的暮春，张作霖的噩耗传出沈阳城后，除了东三省悬着吊丧的挽幛外，关内外乃至国内外，竟是异口同声的庆幸！

    此地景色甚好。对面是铁骑山，脚下有浑河水，四周峰峦起伏，森林茂然。只是，枉费了死者的长子张学良先生与五夫人寿懿女士的一片苦心，这么好的风水竟没招来逝者的游魂——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陵墓在张作霖周年忌日前开始建造；这座东北第一陵尚未完工之时，“九一八”的枪炮声就骤然爆响。硝烟起时山河变色，铁蹄踏处工匠四散；国破家亦亡，安能顾陵墓？好精致的一座华夏宏墓，遂成为被废弃的建筑工地。那些被奉军从北京的王公墓前和太监庙里移来的精美和不精美的石人石兽，更是凌乱不堪地倒伏于区内各处，一片狼藉。呜呼！张作霖虽死犹耻，倭寇让这位中国强人死后还蒙受着不能入土为安的屈辱。

    日本人的兴高采烈是可想而知的。虽说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自作主张操办了这次卑鄙的谋杀，以致日本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在遭天皇责难后不得不引咎辞职，甚至忧愤至死，但一直不肯就范的中国“东北王”张作霖被提前终止了生命，只会使“大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更加顺利地实施下去。

    新碑正面是一行深镌着的大号魏碑金字：

    不知是外人们以讹传讹，还是张学良誓死为长者讳，反正我们读到的“历史”往往与真相并不是一回事。

    莽莽中华大地上，称为“陵”的君主之丘遍布东西南北，但叫“林”的恐怕只有属于民国的这两座，而名为“元帅林”的，唯此一座。在墓主人殒命后的第六十八个年头，正是长风万里送秋雁的时节，我第一次走进了空旷而寂寥的元帅林。

    关于张作霖从军的原因，张学良另有说法。他说，父亲是因避祸而投奔了清军。当年，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为给亡父报仇，蓄谋枪杀王某。就在他们夜袭仇人家时，却无意中惊动了其宅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