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曾感叹上海为什么没有马云，“过去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现在深圳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应该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但是，上海没有。

    “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朝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是王安忆小说中的市民文化，管好自己，没有做大事的冲动；另一个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在许文强时代有，在浦东大开发时代有，后来就泯灭了，上海要成功转型，还是需要冒险家精神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屠启宇分析说。

    “上海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屠启宇举例说，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之后，提出新加坡不仅要整洁、美丽，还要加上X元素，就是人们到了那里之后就会莫名兴奋，有干事的冲动，“这种感觉在海南有，甚至在广西北海也有，今天却在上海荡然无存。”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这样的企业家？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给出的答案是：“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这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其中，第一和第三点都属于历史客观原因。而第二点提到的“坐商”模式，则反映出上海自身的问题。如果将上海看作一个商人，那么这个人习惯于坐在自家舒适的铺子里，等着顾客上门，却不会想到可能有客人觉得店子太远不方便而不光顾，更不会花钱去离顾客住家近些的地方开个分店。需要他首先花钱，然后才可能得到回报的事情，上海这个商人是不肯干的。俨然一副守财奴的模样，把手里的钱看得太重。

    2002年，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张亚培试图回答这个疑问。他总结了四条原因：一是缺乏企业家成长的文化传统，二是缺乏善待企业家的社会环境，三是尚未形成有利于著名企业家成长的制度，四是上海企业家自身缺乏成为领军人物的意识和素质。看上去，这是四条十分严厉的结论。

    香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许德音的意见稍有不同，他认为“上海曾经是一个马云迭出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五方杂处、华洋共居”，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一大批国际冒险家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比如1937年，美国记者兼成功商人卡尔·克劳（Carl Crow）出版了著名的《4亿消费者》一书，记述了他在上海开办广告公司25年间种种的轶闻趣事、奇思妙想，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中国观。

    许德音教授说：“最近十几年上海在物质上的繁荣，反而让我们更加忘记了这段历史。多少上海人在津津乐道这些表面的成就，却不知道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丢失了这座城市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因为这些成就太过依赖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已经功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