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六年之后，他还当过数任巡抚，以及接近七年（光绪十年至十六年）的两江总督，其收入亦极可观。按照当时大家流传的关于总督一级每年陋规收入的算法，所得当在二百万以上。相比郭嵩焘从广东离任，行李船六十只，我们确实不能说曾国荃贪污得很厉害。

    近代名人小传上还进行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辩解：

    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煊赫，使己亦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眷劾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

    也就是说，曾国荃在任湖北巡抚时曾经弹劾官文挪用公款的事。当时官文势力很大，如果曾国荃自己手脚不干净，他怎么敢以此为突破口攻击官文？其后官文的党羽佛尔国眷弹劾曾国荃，也没说曾国荃贪污。由此可知传说之不实。

    通观以上数层，我们可以确定，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平心而论，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也以“读书人”自居。虽然对曾国藩的话每多违抗，但如果说他贪婪到不顾名节，丧心病狂，也不可想象。

    三

    那么为什么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会满天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曾国荃那屡屡为曾国藩所批评的粗豪作风。

    曾国藩曾对赵烈文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七年，他乡居在家。纪泽之妻病，其母自省城来视，同时还要买高丽参。曾家人说，乡僻无上药，既自省垣来，何反求之下邑耶？对曰，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他初不信，派人探问，则果有其事。老九在省买高丽参数十斤，临行装一竹箱，令人担负而走，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亦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曾国藩多次批评曾国荃不拘小节，做事太拙，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比如为了造屋，他强买百姓家的大树，花钱不少，结怨也多。“吾乡中无大木，有必坟树。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藉以为荫，多不愿卖。余弟已必给重价为之，使令者则从而武断之。树皆松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间值一缗者，往往至二十缗，复载怨而归。”

    曾国藩又说，曾国荃买田得地，强求整片结方，如若曾家田地中夹有他姓田地，必重价购致，“不愿则强之”，“大遗口舌”。曾国藩感慨地说：“故湘中宦成归者如李石湖、罗素溪辈买田何啻数倍舍弟，而人皆不以为言。舍弟则大遗口舌，其巧拙何盖有如天壤者。”

    怎奈不论曾国藩怎么苦劝，曾国荃就是不改，以致其贪名早已为湘军上下所知。这些传闻也通过种种途径，传到朝中那些关注湘军一举一动的人耳中。天京城破之后，曾国荃又做出这样一件骇人听闻之事：“尝见沅师专弁入京，以八百金购笺纸，京中为之沸然。”

    花八百两银子买几张信纸，这事，确实也只有曾国荃能做得出来。而仅凭这一桩事，曾国荃的贪名，就可以为京中名公巨卿们所确认了。所以曾国荃所获恶评极多，“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货尽为所有”。

    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荃的凶残。曾国荃赖以成名的法宝是“用钱如海，杀人如麻”。湘军在天京的大屠杀，不过是曾国荃部一贯作风的沿继，因为南京这座名城而更广为人知而已。相当多的人对曾国荃的作风早已痛恨入骨，比如那个以刚正闻名的彭玉麟就曾建议曾国藩大义灭亲，杀掉曾国荃。由此可见曾国荃的恶名如何深重。

    无论如何，天京之劫后，曾国荃的贪名恶名已经遍及天下，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对他充满恶感。李鸿章说：“沅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

    曾国藩提醒他注意名誉的那些规劝，此时看来成了先见之明。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早在天京之劫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