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曾国荃部及其本人在安庆的大烧大杀行为，以及这次回乡又一次大规模“求田问舍”，已经为他惹来了恶名。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曾国荃时有妄取之处，而对亲族之馈赠也经常过多：

    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还提醒曾国荃，要求他“廉”，实是因为家门气运太盛，要以此“自概”：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斟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保泰持盈”是曾国藩一直着力思考的问题，也是他清廉自守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谨慎、忧惧是曾国藩性格的重要特点。由普通农民而跻身朝堂，这巨大的身份落差令他一直惴惴不安。从道光二十五年他命名自己的书斋为“求阙斋”，就可以看出他自那时起，就已经着力思考如何持盈不坠了。他在《求阙斋记》中说：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骢衡，不足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向所谓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

    ……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

    当初他寄银千两回家，要求将其中四百两用于周济族人时，曾专门给祖父写了一封信，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涉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

    在那之后，“我家气运太盛”，“正当全盛”之类的话就屡屡现于家书，自概之道，也是他经常向诸弟所讲的道理。

    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常常是当做耳旁风。对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兄，曾国荃既佩服，又经常不以为然。他经常觉得这位老兄太拘谨、太保守、太唐僧。收到这封信后，曾国荃写了一封回信：“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说当今之天下，乃“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老兄您所念叨的那些道理，只能行于三代，不能行为当今。当今之世，只看谁强，强者通吃，做人不能过于谦退。

    虽然不要求曾国荃和自己一样清白如水，曾国藩也不能容忍这个弟弟彻底破坏曾氏家族的俭朴形象。更何况，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一重担忧：他担心太平天国虽然镇压下去，天下其实仍不太平，另一场大乱随时可能到来。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第的过程中，他一直竭力想限制其规模。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图样后，他写信说：

    若另起祠堂于雷家湾，而此仅作住屋，则不宜太宏丽。盖……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可惜的是，比曾国藩小十三岁的曾国荃此时经常不能领会老兄的良苦用心，反而对曾国藩的教导充耳不闻。事实上，直至同治三年遭遇重大挫折之前，曾国荃对曾国藩经常是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