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曾国藩是一位相面大师，甚至有一本流传甚广的相面书伪托曾国藩之名，卖得很好。

    那么，曾国藩是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呢？如果是，他为什么会迷信呢？

    然而在曾国华之丧前，曾国藩很少谈论天命。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曾国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过：“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

    他在家书中谈及风水时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

    他还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术：“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为求官运亨通，对官场中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五天以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查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作“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大，越来越讲究体面排场；而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则是另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据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息息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荣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谓余现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间不可居住”，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掐算了一会儿，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但祖母坟地毕竟过于狭隘，“不便立牌坊，起诰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诰封碑亭”是体制和家庭荣耀所关，不能不修。他的解决方案是将来将祖父母分别安葬，将碑亭之类建于祖父坟前：

    不过，曾国藩京官期间穷心竭力精研理学，发誓“学做圣人”，并没有多少余力研究风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虽然识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