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国人随后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贾宝玉。”这种句式也可以套用到曾国藩的身上：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曾国藩。

    当然，对于英国的哈姆雷特和中国的贾宝玉而言，更多的取决于阅读主体的千差万别。而对于曾国藩而言，恐怕与某种无可逃避的有色眼镜有关。时至今日，眼镜的有色逐渐淡去了许多，这也许可称之为时代的进步，因为人们有了抖落枷锁的轻松，自由阅读也就成为了可能。不过，即便是自由阅读，差异也依然会存在，这除了阅读主体的不同而外，所采用的视角也会是一个原因。譬如本书，便是视角上的有意选择，即从读书与做人的角度来看曾国藩这位历史上的人物。

    从做人这个角度来看，曾国藩无疑是一棵巨树。枝繁叶茂，荫及后人。不过，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树的根部。其实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根系那样发达，主脉粗宏，支须繁密。而构成这根部的主体，就是读书。读书构成他做人的根底，这根底异常坚实，甚至无与伦比。

    二

    走近曾国藩的读书世界，你第一个感觉也许会是隔膜，它离我们今天的读书视野是那样的遥远，范围也显得那样偏狭。幸好还有迹可寻，就像河面上露出来的一块块石头，可以踏着一步步前进。譬如早已灌满我们耳朵的孔子、孟子甚至还包括朱熹这样一些高大的名头，另有他特别喜欢的《史记》、《汉书》、与韩愈的文章，接下来更是一连串熟悉的名字：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由此，我们便被引入一个庞大壮阔又堂皇富丽的殿堂。

    也许，随着国学于近年来的次第升温，“内圣外王”这样的字眼于我们不再那么陌生，在两千年的帝制体制之内，对于士大夫而言没有比内圣外王更具吸引力的理想了。具体到曾国藩，也许他是历史上把内圣外王理想实现得最好的人，至少是之一。那么曾国藩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持久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毫无疑问，来于读书。曾国藩出生于一个以“男必耕读”为家规的家庭，5岁便延师受教，6岁入家塾从父读书，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汪觉庵教馆，21岁转入湘乡县的涟滨书院。长达十七年的读书生涯，开启了他内圣的自觉追求，他自行改号为涤生。涤是洗涤，洗涤“旧染之污”，他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无疑是他实践内圣理想的开始，而且一旦开始，内修圣人之德便成了他终生不废的操守。28岁中进士后，他便改名国藩，这无疑构成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内圣理想的基础上，又开启了志为国家藩篱、外建王者之功的不懈追求。

    是读书启开了曾国藩内圣外王的追求，而内圣外王的追求也成了他进一步读书的动机与目的。这样的动机与目的，对普通人来说，也许过于高远，但在曾国藩身上，我们却更多地看到了极为切实的一面。他反复向弟弟们讲：读书只求两件事，一是增进道德；二是提升能力。他说：人生只有进德、修业两件事靠得住。所谓进德，指增进孝、悌、仁、义的品德；所谓修业，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只要把握住进德与修业两项，就有了兴家立业的本钱。为此，曾国藩一再教诲弟弟们不要把宝全部押在功名上，譬如对四弟，当他看出四弟并非是求取功名的材料，就力劝四弟淡去科举功名之想转行孝悌，专司家务，认为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学问，尽十分力就是十分学问。至于修业一项，曾国藩则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业精通，即便得不到功名，也自有谋生之路。看似遥不可及的内圣外王理想，在曾国藩看来，其实可以平实地扎根于普通百姓的庸常日用之中，适用于每个人。

    接下来自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