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畏知之死

    实封秦王，对于孙可望而言，实在是一桩“名利双收”的好买卖。

    一是他正式自称为秦国“国主”，对内，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自行任命吏、户、礼、兵部尚书，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对外，名正言顺地收编了原川、黔境内的各种“拥明”武装，使自已的军事实力，再次急剧“膨胀”。

    二是当他以南明政府军的面貌，出兵川湘桂时，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其敌视、猜凝的目光不见了，而代之以友好、信任的态度，他进军的阻力，大为减轻。

    但与之相反的是，封王，对于永历帝而言，仅仅换来了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

    在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陷后，“已无立锥之地”的永历帝，只好很不情愿地跑到孙可望的辖区，寻求避护。

    在云南最东边的一叫皈朝的村子里，渡过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春节后，在孙可望的特别关照下，永历帝率着他仅存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兵丁、随从、家属，二千九百多人，“移幸”贵州安隆千户所。

    千户所，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应该是一个拥有一千户的卫所。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口户数，连一百户都不到。

    把永历帝，既不安排到大后方的昆明，也不安排到行政中心的贵阳，而放在一个地狭人稀的小村庄里，孙可望“敬而远之”的想法，不言自明！

    已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永历帝，对这种安排，除一声叹息外，别无它法。

    他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安隆”改为“安龙”，并把“所”的行政级别，上升为“府”。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皇室血脉，天生龙种，是他最后一点骄傲和秉持。

    在对永历帝的物资供应上，孙可望也极为“小气”。

    他每年拔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应永历君臣及随从。

    入不敷出的永历帝，曾以“不足用”，要求孙可望增加经费。

    孙可望对此置之不理！

    不但如此，孙可望还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龙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对永历朝堂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程监控。如有风吹草动，立刻飞报。

    这下，苦命的永历帝，只得在安龙这小村庄里，安安静静地做一条“卧龙”了！

    孙可望这种不断升级的“虐帝”行为，惹得一名重臣奋起抗争。

    这名重臣，就是曾为孙可望请封秦王的杨畏知。

    作为一个大明故臣，他先对孙可望部将贺九仪，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的“违法”行为，相当不满，上疏劾奏。

    尔后，他又不经孙可望批准，就“擅自”接受了永历帝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并从此站在永历帝的一边，处处为皇帝陛下“打抱不平”。

    杨畏知这种“吃里扒外”的越轨行为，在一次次地触动着孙可望狭隘而脆弱的神经。

    直到有一天，这根神经已接近断裂的孙可望，终于命贺九仪把杨畏知“武装”押回贵阳“讯问”。

    在讯问中，言语不合的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中，愤怒的杨畏知，取下头上的帻巾，扔向孙可望。

    此时大权独揽的孙可望，早已不是“旧时的脾气和模样”。

    对杨畏知的“大不敬”行为，暴怒不止的他，马上采取极其武断的处理办法——令军士将其推出斩首。

    这位曾为孙可望平定云南，建设云南，做出巨大贡献的杨畏知，转眼间身首异处，魂归天国。

    杨畏知的忽然被杀，不仅让不少原来的南明官员为之心寒，也让与杨畏知关系一直不错的李定国、刘文秀，对孙可望“威福自操，擅杀重臣”的行为，大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