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治世不一定繁荣，在乱世却可能昌盛。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个人性、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固然要受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但归根结底，创作主体获得的自由程度起着决定作用。以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为标志的三国时期文学的飞扬蹈厉，即为乱世文学昌盛的一个样本。

    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西晋灭吴实现短暂统一，百余年间的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直接导致了民生凋残、经济危殆、道德硗薄和风俗变异，不折不扣是个乱世。但在这个乱世中，就像军事领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彰显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响震古今一样，文学领域的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也以诗歌、骈文、辞赋、评论的同步昌盛彪炳史册。诗歌承续汉乐府民歌风韵，开辟出了文人五言体诗新阶段，五言体诗取代两汉辞赋而成为文坛主导形式，四言体诗、七言体诗、杂言体诗亦颇不俗。骈文同样承接东汉的排偶辞句、敷设辞藻、讲求声律、运用典故之风，更讲求内容充实，形式鲜活，为南北朝趋于极致铺垫了道路。辞赋成就虽然不及诗歌大，却追踪着东汉班固《竹扇赋》、班昭《针缕赋》、张衡《温泉赋》开启的小品时尚，致力于短小抒情，从而突破了两汉大赋定势，引领出六朝抒情小赋。评论的代表作为曹丕《典论·论文》，辅翼之作还有他和曹植、吴质、杨修等人批评当时作家、作品的一些书信，标志着文人专门性的文学评论的开端，对诗文创作振翅飞扬起到了激励作用。这一切，在秦始皇一统天下那样的治世，甚至在清康、雍、乾三代那样的盛世，都未曾出现过。

    为什么三国乱世会出现文学飞扬？按照时人耳熟能详的文艺理论，很容易首先想到，是那个乱世的惨烈现实，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和题材。应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

    离开了生活源泉，文学创作注定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迄今光耀文学史册的三国作家，无一不是乱世生活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其中不少人还是三国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和方向把持人。没有初平元年（190）的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曹操就写不出《蒿里行》，如明人钟惺所评成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见《古诗归》）。没有“兴平中（194—195），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以及后来被曹操“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蔡琰就写不出《悲愤诗》二章以“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见《后汉书·列女传》）。没有从17岁起就避乱于荆州，依附刘表15年，王粲就写不出《登楼赋》。甚而至于，没有与兄长曹丕之间的太子权位之争，曹植就写不出《吁嗟篇》和《洛神赋》。例证可谓举不胜举。然而，倘若把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作用过度扩张，认为能够决定文学创作的价值品位，那就难免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将如何的尴尬和困惑。比一比蜀汉，处在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文学创作竟是荣枯两重天，便当以人为本地作出进一步考索。

    三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欣欣向荣，历历可观，主要体现在曹魏阵营（东吴次之，人才和成果到西晋时期方才凸显出来）。在曹魏阵营，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开始，对文学创作主体的个人自由认同度都比较高，这是文学创作能否繁荣昌盛的关键所在。因为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属于一种个人性的、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创作主体个人自由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写什么、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自由是什么？参考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的诠释，自由就是不违心做事和不做违心事。他认为，只有人的意志处于自由状态下，道德观念才有意义。曹操其人从小就“任侠放荡”，意识和行为相当解放。大权在握后，他几度颁布求贤令，提倡“唯才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