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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憾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后,雄心勃勃,称“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的目标是“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适57岁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内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胡适致词:“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是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语至痛切处,痛哭失声,会场一片凄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急匆匆拉着夫人坐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已经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书籍无法带走,甚至连小儿子也来不及通知,包中只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临行,留下一便笺,内云:“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季羡林的回忆文章写道:听说,他(胡适)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1949年1月,蒋介石要求胡适去美国,而后又聘请胡适为“总统府资政”,但胡适却只在意北大校长的职务,他写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这个时候的胡适依然在履行北大校长的职责。1949年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到报纸上梅贻琦刊登的一则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电话,恰巧胡适也在梅贻琦处,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要求帮助。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凭着这一纸证明,焦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而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

    1957年春天,他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李敖自称在其困难的时候接受过胡适的资助,毕生讴歌胡适。李敖在其“2005年大陆文化之旅”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向北京大学捐款希望树立胡适铜像。

    胡思杜明确表示不随父母南飞,自己留下来暂住亲戚家中,看局势发展再决定行止。胡适无奈,只好遂了这位他呼曰“小三”的儿子的意愿。想不到这一别,再也未能相见。胡适直至去世,都未获悉留在大陆的那个后来号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小三胡思杜,已于1957年在政治运动中自杀身亡。晚年的胡适在遗嘱中,竟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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