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峡库区，我们到处可见“舍小家顾大家，愿为三峡作贡献”这样的口号。这里的“大家”指的自然是国家。咱中国老百姓听惯了国家这个词，国家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代名词，是庄严的代名词，是幸福和兴邦的希望，是胜利走向胜利的目标。

    但国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国家也是由人支撑起来的一个机构和组织，它只是由无数个百姓的“小家”组成的大家而已。俗话说，各家都有各家的难事，自然“大家”也有“大家”的难。在三峡移民问题上，“大家”的难处其实绝不比百万移民的小家少。

    三峡移民，最难最难的是国家。

    先说说为啥一项谁都知道利大于弊的工程要拖几十年才兴建。

    第一当然是国力问题。

    然而国力问题是惟一的吗？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没有一个被全民族接受的振兴大中华的战略，没有一个这样的战略下的精心论证的科学方案，有了国力照样也不可能上马三峡工程。

    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几任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都耗尽了精力。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峡出平湖”的宏图大略。而邓小平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决断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三峡工程得以正式上马。而第三代领导如果没有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铺垫与准备，即使再有10年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仍有可能动不了工。

    三峡工程的难，难在工程技术之外的难事上。

    就百万移民一事，国家的难比百姓想像的不知要难多少倍！

    就一个到底应该移多少人的问题，便够国家难的了。

    早先的方案是尽量少移，因为移民越少，国家的负担就相对轻一些，老百姓更安定一些，遗留问题也少一些，以往的实践告诉我们，为了处理这些移民的安置问题，国家的钱像在填一个无底洞……

    但是，三峡工程是个例外。少移民就会使本来可以发挥巨大库容量作用的三峡工程变得不伦不类。要想发挥三峡枢纽巨大的水力资源作用，就必须把水库蓄水位往上提，提到合理的位置上，于是移民就这样变多了。

    三峡工程决定了它必须是大量移民的伟大工程。

    于是国家在这样不可更改的客观事实面前，开始考虑尽量少让淹没区的移民们背井离乡。中国人可以忍辱负重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那种对故土的恋情甚至超越任何一种人间的情感。“就近后靠”的思路正是鉴于上面的因素——完全是一个为民着想的思路。

    然而三峡地区本是山高水险之地，可耕地面积人均不足一亩，三峡水库所淹没的正是老百姓们原先耕种的好地方，大片的沃土荡然无存，本就缺少耕地的库区更加无地可耕。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沦为孤苦的难民。难民多了，国家还能稳定？政权还能巩固？其实根据卫星航测，三峡库区可耕地面积至少达到1000万亩，真正淹没的仅几十万亩。不过老百姓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可耕地面积和实耕地面积之转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一块山冈乱石坡，你要让它成为有粮可收的耕地，没有三五年恐怕难成现实。

    矛盾就这样出来了。国家得想办法。

    国家也终于想出了办法，而且办法想得非常非常之早，在三峡工程建设尚在无尽的论证时，在“后靠”的山冈上开垦种植柑橘的试验就已进行——

    还好，白花花的银子扔在那些乱石山岗上真还种出了郁郁葱葱的果树，适合三峡地区生长的柑橘林让移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与安慰，于是种柑橘成为一项缓解移民生存的措施被广泛推广，但为时不久，真正的大规模移民开始时，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