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总书记在今年2月1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发表时，正值我的“大学教育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收笔之时，在近四年的关注教育之后，回头认真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感受颇多。文学本来与教育分属不同领域，但当我走过百余所大中小学校，采访数百人之后，我深深地感到文学与教育之间有太多内涵外延的交叉联系。其实这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者可能不同程度上忽视和忘却了文学原本的特殊功能而已。

    我第一次写教育，是授命于团中央要搞“大学希望工程”而进行的一次有关大学贫困生生存现状的调查采访，就是后来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这部作品在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响以及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都是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面是全社会性的赞誉和反响，另一方面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法律纠纷。这场本不该出现的官司整整打了一年多，所给我个人心理和精力上的造成的损害，是非当事人所能知的，最后还是北京市高院还了我和作品的清白，在此我不想对此多言。

    我想要说的是，这几年来当自己在无意间把注意力投向中国的教育之后，想不到我从此再也拔不出身了。的采访和写作，用去了我断断续续的整整一年半时间，它让我走了四十多所大学，直接与三百多名当事人进行了心灵的对话。可以想像一下这其中的劳苦。但令我想不到的是，作品发表后，我竟然又不得不走了四十多所大学——这回是他们邀我去作报告，同时还先后又为三百多位贫困大学生牵线搭桥——好心人太多了，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接到那些读了的好心人要求通过我给贫困大学生献爱心的信函与电话。从的最初采访，到发表之后引发的全社会性的献爱心热潮至今，虽然花去了我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我深感欣慰的是，我亲身感受到了一名作家写了一部有益于社会的作品后的全部回报：全国数以万计的贫困大学生因而获得了各界的帮助，仅北大、清华、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首都的十几所高校，就先后收到社会捐助几百万元，更重要的是，使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清醒地明白：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仍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应当用热情和真诚之心向那些有经济困难的大学生们伸出援助之手。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这部作品，使我成了很多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们的好朋友了。我现在的通讯人员，绝大多数是这些学生，今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接到最多的问候，也是来自校园的大学生，人数之多叫我难以统计。直至今天，我的周末和星期天仍常常被学生们“抢”去了。他们中有我作品中的主人公，更多的是的读者，我们彼此都成为很投缘的朋友，他们在学习、爱情、家庭出现问题后都愿意与我探讨，甚至连打工、就业这一类事，都成了我们交往、谈论的内容。我的第三个收获，也就是他们使我深深地“陷进”了教育领地，有了“大学·教育”三部曲的创作打算，即将面世的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便是我最新的收获之一。

    与有很大不同的是，这部“高考报告”的产生过程，可以说是无数学生和家庭及老师们共同参与的成果，因为的采访对象几乎都是相关组织和学校安排的，而此次写“高考报告”时，我所采访的近百个家庭、几十所学校和数百名学生，几乎没有一个是经哪个组织或单位指定的，他们一听说我要写“高考”，便主动地甘心情愿挤出时间来跟我倾吐心声。有些事我现在想起来仍感激动，比如在深圳、在北京、在南京，就有一些学生和家长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与学习时间，要坐下来与我诉说他们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的高考过程及诸多见解。浙江、新疆、湖南等有四五个中学生，他们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始终不断地为我提供他们自己或家庭、学校经历高考的一件件正在发生的鲜活材料。深圳的一位家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