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1961年6月，北京—香港）

    4月末的香港，白日的天气已经接近夏天而炎热起来了，晚上因四周有海洋调节却显得很凉快。4月24日的深夜，天黑漆漆的，码头已经很冷清，海面吹来的风还带有些许寒意。在夜色中，有两个人悄悄地走上泊岸的一艘船。这两个人，一个身材高挑颀长，另一个个子中等壮实。从动作上看，那中等个的汉子是领路，将高个子领上船后，船就缓缓开动，驶离了码头，消失在海面的夜幕里。

    这艘船在海上夜行，于第二天即4月25日清早，历尽风浪后，乘着早涨的潮水，在深圳湾泊岸，进入大陆，岸边早有人接着将这个身材高挑的中年人领上车，向北疾驰而去。

    显然，这位高个子中年人没有在港英当局办理任何出入大陆过境应有的手续，在大陆中共方面也没有办理手续，而是按严密的计划有人护送迎候。这种越过边境的办法，表面上可以套用那两个人们惯用而有欠文雅的字眼——“偷渡”。其实，这却既不是为走私，亦不是为避难，而是为了避免让舆论界知道的一次特殊行动。该行动是在北京最高当局直接掌握下进行的。它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

    这个过境的高个子中年人，就是李宗仁赴美后安排在香港居住的程思远先生。

    在李宗仁在美国提出《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而引起各方强烈反应之后，有一天，有一位朋友在香港去看望寓居其地的程思远先生，目的在于了解李宗仁的思想转变过程及李在准备那份《建议》中程所起的作用。又一次，在谈话中，这位熟人突然问程思远：“如果你被邀请到北京去谈谈，是否还需要请示德公？”

    当时程思远已在香港居住了六个年头了，他曾经参与过的“第三势力”运动销声匿迹了，又意识到，从长远看，去台湾也没有什么前途的；而新中国欣欣向荣、百废俱兴的新风貌经常传至香港，令人向往。他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永远漂泊异乡，总有一天要回到生身祖国怀抱的。

    他是广西宾阳县一个农民的儿子，读了几年私塾后就在家种地。1926年，他在家乡的街头发现了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李宗仁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独立团要通过考试招兵。他的字写得不错，也学过一些公文程式，当时就考上了个上士文书，马上就发军装，说是即刻出发。那时他才18岁，连老母亲告别的眼泪都没见着，就趴在桌子上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跟北伐军出发了，他从此在军中闯荡。四年之后，他22岁时，个子长成了，人也英俊了，又写得一手好字，作得一手漂亮文章，而为李宗仁所赏识选作秘书。1934年，又送他出国到意大利罗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抗战爆发后回国。他此后在政坛上颇为顺利，1947年，还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一直作为李宗仁的亲信和智囊人物，服务左右。李宗仁飞往美国之后，把他留在香港，实际上是作为李同祖国联系的桥梁。

    因而，当这位有北方消息的朋友问及他被邀访北京需不需请示李宗仁时，他流露出有返回祖国的意向，答道：“我看不必吧，来往交换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

    又过了一段时候，他的一位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到维多利亚海北部海湾的山村来拜访，他与家人正在那儿过着悠游的生活。金尧如告诉他：“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请你去北京谈谈。这次北上，第一，绝对保密；第二，来去自由。”并问他有什么要求？

    他说：“没有什么要求，但容许我有24小时的考虑时间。”

    第二天，也就是1956年4月24日，他和金尧如相约在太子道一家咖啡馆见面。他作出了愿去北京的答复。当时约定：第一，不办回国手续；第二，不带行李。这天午夜，他就由一位陌生人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