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元旦即将来临的时候，萨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宿舍里像周扒皮家的耗子一样转来转去，无所适从。

    原因？太简单了，眼看过年，我兜里还剩下两毛六，可楼下小卖部的榨菜愣要三毛五一包呢。

    按说我们家就在北京，老爹老娘都是喝墨水的，虽非富农地主，供个大学生也还不至于弄到连榨菜都吃不起吧？

    这件事纯粹是自找。新年前一星期，我以大无畏的青春期反抗精神向家里发动了一次冷战。隔壁宿舍心理系的王疯子说，人在变成老年痴呆之前都有四次反抗期，第一次好像是幼儿摔洋娃娃强调自我意识，后边的记不清，但我这次肯定是青春反抗期大发作——都上大学了才反抗是不是晚了点儿？怀疑可能萨小时候太老实了，所以反抗推迟吧——提醒对老实孩子放心的家长留神吧，这种事或早或晚总是跑不了，属于一种拉登类型的不定时炸弹。引发冲突的理由记忆里已经荡然无存，但老爹老娘肯定风度不够，所以最后我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劲头把大门一摔，回学校了。

    按说这也不算什么，师大的学生按月“发饷”，铁杆庄稼，你要真有本事还能兼点儿家教，放录像办个舞会什么的，怎么也不至于发生生活困难，要不北大的兄弟总笑话我们是“吃饭大学”呢？

    可这都得功夫啊，等我发现离下个月关饷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兜里还剩下两块五了。这个时候再想找挣钱的买卖或者借钱，那可就八月十五拜灶王爷——晚了三秋啦。要知道过年之前弟兄们个个银根吃紧，而用钱的地方贼多，又要忙着串老乡，又要给女朋友上供，连校园诗人阿黄拿钱包数毛票的时候眼神都碧油油的，活像荒野中的恶狼——我又不是开动物园的，能从老狼那儿拔下毛来？

    死撑活挨地到了1990年的最后一天，楼道里用粮票换袜子的小贩只同意易货贸易，坚决拒绝出资购买我的粮票，当然，换袜子可以——可我是没钱买方便面，要袜子干什么？于是，我终于弹尽粮绝了。当时粮票政策马上就要废除，小贩的经济学敏感大大超过大学生。

    下铺的浙江姜老二看看我，发出一声皮笑肉不笑的“嘿嘿”，让我明白水深火热的并不只我一个。七个人占据的这间十平米斗室，永远弥漫着臭球鞋和方便面的奇特味道，仿佛是上帝安排的，七个兄弟习相远而性相近，虽湖北老大酷爱生吃臭豆腐、东北老六喜倒立练气功，却都一样地死要面子活受罪，昨天广西猴子老五还在念叨剩下八块钱没法过年，今天来个同乡就讨去五块——没办法，这还是猴子中秋节欠人家的呢。年关年关，师大穷人多，除了河北老七依然每天马列主义地振振有词，其他人早已经倒翻着裤兜骂娘了。

    唯一的指望就是湖北老大了，这小子到朋友那里讨债，一下午没回来，也该有收获了吧？学生里的三角债问题，比国有企业的复杂得多。大胡子江苏张老三把烟盒里面最后几根黄金叶散给大伙儿，嘴里叨咕着：“老大可说好了回来过年的啊……”

    说曹操曹操就到。正在这时，大门“咚”的一声被人踢开，湖北老大一声嚎叫：“弟兄们，穷人也得过年啊！”只见老大满面红光，一手提着一只大猪肘子，一手提着两条鱼，美滋滋地走了进来。

    屋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横七竖八的弟兄们精神倍增，鲤鱼打挺爬起来，一阵欢呼。浙江老二谄媚地接过老大手里的宝贝，问道：“怎么回事？赵光腚有钱了？”赵光腚是老大的老乡，看这个名字老大借钱给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老大左顾右盼地坐下来，晃晃开水瓶——当然是空的，无奈地接过老三递上的半支烟说：“他过年敢在宿舍待着？我这是碰上了带我实习的费胖子，他们老师分过年的东西，就让我给劫了。都起来，都起来，做饭过年。”

    有了肉和鱼，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