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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嗣位,三案又翻了回去
    继天启嗣位为帝的朱由检是明代最末的一个皇帝,他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天启二年(1622)被封为信王,到天启六年十一月才离京之国,出居信邱。他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年,次年八月,天启病危,朱由检又被召回,并受到遗命,继立为君。那时他已有十八岁了。他于即位的次年,把年号改为崇祯,由于他是亡国之君,谥号、庙号很少用到,所以人们就更习惯以年号作为代称,称之为崇祯。他的谥号称为“庄烈愍皇帝”,那是清人入关后所追谥的。他的陵墓称为“思陵”,所以后世也有人称他为“庄烈帝”,或者是明思宗。

    崇祯在幼年时,比天启还要孤弱无依。他的生母姓刘,原本是个宫女,生下他来后不久,因为触犯了那时还是太子的明光宗,受到了幽禁的处罚,以至郁郁而死。崇祯失去了生母,比天启失去生母时的年龄还要小得多,他又排行第五,在地位上也比皇长孙要差得多。他丧母后,他的父亲明光宗倒是交代过李选侍,叫她照看他。但是李选侍哪里看得上这个孩子,实际上并没有管着什么。崇祯默默地生长在深宫之中,由于自幼孤独,使他养成了一种猜疑、顽固、刻薄待人的性格。他不像天启那样耽于玩耍,读书倒还用心,虽然一直没给他派有什么出色的词臣加以教授,教皇子们读书的普通师傅和伴读的内监总还是有的。在文笔和历代史事的知识上,崇祯比天启要强得多,原因就在这里。

    崇祯在宫里生活到一十七岁,对于魏忠贤和他那一伙的罪恶是知之颇详的,他之国后,在外面又增多了不少认识,既知道了魏忠贤必须除去,也知道了魏忠贤虽然势大人多,但民间人人痛恨,要除掉他也并不难。在除掉魏忠贤这件事上,他能干得那么干脆利落,确实显出了他的魄力。

    天启去世后,魏忠贤也有所布置。他先把崔呈秀找来,屏去左右,密谈了很久。据传,他们这次商谈的是估计自己的力量,看看夺取皇位是否可能。崔呈秀把人手估量了一下,觉得各部门虽都有人,但纠纷还多,要想篡位,怕太危险,劝魏忠贤还是稳住,继续扩张势力,以待时机。那时魏忠贤的势力实已很大,如在以前各代,实已篡位有余,但明代长期所造成的各部之间相互扯皮的风气,却使他们转动不灵,无法举事。

    崇祯对于魏忠贤的权势也很清楚,他虽极想尽早把他除掉,却也未敢轻动。他先是沉着观变,让魏党摸不着头绪,继之则是依次布置自己的力量,略微显出一点风向,以待他们自乱。这种引而不发的做法,果然在魏党间引起了混乱,为了试探崇祯的意向,魏忠贤的小爪牙杨所修、杨维垣等人,先上疏劾论崔呈秀辨别风向。他们的设想很巧妙,所论者是崔呈秀,是魏忠贤一党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所论并不涉及魏忠贤,魏还可以相机行事,进退自如。他可以探测崇祯的意向,或者为崔呈秀辩护,把他保住,那当然是最好的事。如或不然,也可以让崔呈秀先承担住一切,然后又再见机行事。崇祯对此倒还是静以待之,但外廷却为此而兴起了波涛。反魏忠贤的浪潮虽因三案的反复而被压下,其实只是表面上而已,没有被杀害,被流放的人,暗中还在集结着,等待着机会。崇祯嗣位已被人视为是有了转机,但一时也还是捉摸不定,所以没有举动。杨所修、杨维垣等人的疏文一上,却像点燃了导火线,昔时疏论魏忠贤的势头,又重新爆发了。在众多论奏的疏文中,以贡士(会试已中而未应殿试者,称“贡士”)钱嘉征劾魏忠贤有十大罪的一文,说得最全面,也最猛烈。他所说的十大罪是: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民;十、通关节。所谓“并帝”,列举了魏忠贤威福自恣,出入警跸,甚至要人遮道拜伏,高呼“九千岁”,俨然与皇帝并立,等等。“蔑后”,则列举了魏忠贤多次排陷皇后,阴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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