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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震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丁玲被分配到汤原农场畜牧队养鸡。她很快就从消沉中振作起来,目标是重新做人,做一个清白的普通劳动者。她不敢有更高的奢想。

    1959年,中央发出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7月,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到汤原农场了解丁玲改造的情况,8月20日给作协党组写报告说:“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干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9月17日,中国作协党组在写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为“对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最后一名。

    郭小川说:“那几年,每年国庆节前夕,都要摘掉少数右派分子的帽子。事先,作协副秘书长张僖去了解了丁玲的情况,回来反映她的表现并不算好,但汤原农场党委又来了文件,主张摘掉丁玲的右派帽子。因此,作协党组进行了讨论,大家都不同意摘掉。于是我们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几天后,刘白羽传达了据说是张子意的‘指示’,要作协党组重新讨论,认为不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是不对的。这样,作协党组才又同意了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后又写了一个报告,不久被中央批回,不同意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

    汤原农场提出给丁玲摘帽,是执行王震的指示。从1960年到1962年,王震连续三年指示合江农垦局转告汤原农场,要他们写报告,申请给丁玲、陈明摘帽。当年起草报告的汤原农场党委秘书宁文成说:我奉命写过不少“丁玲表现”的报告,平均半年一次。大多数职工对丁玲的看法是:身处逆境而对党无怨,遭受磨难而信仰弥坚。1960年12月,王震又将丁玲陈明召回北京。他在协和医院住院,带着丁玲陈明去看也在那里住院的邵荃麟。邵荃麟明白王震的意思,当着丁玲的面对王震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

    但王震的努力未能如愿。

    1961年冬天,冯雪峰摘掉了右派帽子,陈明也摘了帽子。1962年3月3日,丁玲给刘白羽写信表示要经受住考验:“我没有任何意见,虽然有过一些难过,但一想到个人的进步,离党对我的希望还很远,成绩与罪过也不可能相比。如果因为许多人都解决了问题,脱了帽子,而自己就自卑自弃,这是违反党和同志们的希望的。”

    丁玲摘帽没有消息,但腰病却发展了,在北京时她只有三节脊椎骨质增生,1961年在佳木斯照X光,已经发展到整个脊椎骨质增生,腰和臂膀常常疼得厉害,夜里不能入睡。这是参加超量的劳动所致,她毕竟是一个老太太了。1963年9月,丁玲在写给周扬、邵荃麟的思想汇报中说:“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一九五八年我到农场以后,五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简直是低声下气地哀求了。10月,丁玲、陈明回到北京,严文井对陈明谈到丁玲的摘帽问题说,丁玲的右派帽子,农场、农垦部党组、作协党组都同意摘,中宣部也点了头,只是到了上面——什么上面你就不要问了——全国平衡,就把丁玲搁下来了。他们又去看望王震,王震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1964年9月4日,丁玲再次致信周扬、邵荃麟,希望摘掉右派帽子。12月29日,又给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写信,“自己不能不再一次提出:请求党根据我几年来的决心、态度、思想和工作表现,考虑给我摘掉右派帽子,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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