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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我所了解的康生
    康生这个人,现在知道他很坏的人不少,但对他怎样使坏,知者却不甚多。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较多,也就了解较多。

    康生并非偶然出现的一个人,他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此类人并不太少见,只不过康生身居高位,危害更大罢了。因此把康生曝光,有利于识别这一类人。

    康生的“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对,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

    事情是如何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好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入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年5、6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一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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