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7月的日内瓦会议，是英、美、法密商之后提出召开的。这个会议和中国有关系，应该有中国参加，但那时中国同英、美、法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只能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新中国便从此进入了国际舞台。周总理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主席日内瓦会议为了弄清英、美、法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准备探讨哪些方面的问题以及会议可能解决哪些问题，我们要争取解决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以及我们应采取何种策略，做哪些准备等等，都要同苏联进行详尽磋商。为此，周总理从4月初开始，三次访问莫斯科，我三次都作为工作人员陪同前往。

    一访莫斯科

    在出发之前，我应约前去西花厅看望邓大姐，随后，李克农同志也到了。邓大姐祝愿代表团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到达日内瓦，并顺利地完成任务。然后，她极其关心地介绍了总理的近况、工作与生活习惯。总理时常流鼻血，大姐嘱咐我们对总理多加关心和照顾。我们认真地接受邓大姐的这一重托。

    这次出国活动和来回奔波，前后长达四个月。总理所完成的工作量比任何人都大，所付出的心血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任何人都更劳累。对总理的一切，大家都很关心和照顾。但比较起来，还是总理对大家的关心更多，照顾更周到。相形之下，我们心里不免产生了内疚。

    4月1日，我们到达莫斯科后，中共双方一连进行了多次会谈协商，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所以赫鲁晓夫把这些会谈称作圆桌会议。除赫鲁晓夫外，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总理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赫鲁晓夫只说了很少几句话，但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话，态度非常轻慢。莫洛托夫则是十分认真的。他对会议的进程和结果都有自己的估计和看法。他认为可能解决一两个问题，但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有他们不可动摇的利益关系。我们的方针是力争取得一定的结果，如何争，要看会议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机动灵活地采取对策。所以尽管莫洛托夫介绍了许多经验，作了各方面的分析，但仍然不能事先定个死框子。

    周总理讲话，他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和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是有益的收效了。对会议不可以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结果，这是可能的，不是空想。要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总理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

    周总理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

    周总理希望同苏联很好地合作，互通消息，协调步骤、方针策略，互相帮助，步调一致。莫洛托夫表示完全同意。

    周总理还指出，我们对苏联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作个介绍，并确定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