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下旬，就在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向陕北全力前进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内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痛心的大事。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一大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关进了监狱，有的甚至已经被杀害了；瓦窑堡城门附近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不久这里极有可能成为那些在押者的坟场。

    事情得从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说起。1935年9月18日，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徐海东、刘志丹亲密合作，率领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劳山地区、鄜县（今富县）榆林桥地区，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和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当头一棒。

    在此次反“围剿”中，红二十五军俘虏了一个名叫张汉民的国民党军官。张汉民交代，他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卧底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志丹可以为他证明。审讯人员不知是疏忽草率还是出于故意，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就把张汉民就地枪毙了。深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的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人利用这件事荒唐地推论出：刘志丹等人与国民党有联系，陕北红二十六军已被国民党势力渗透，必须清洗。一场大规模的肃反就此展开。

    一天，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刘志丹骑马赶往红十五军团总部开会，半路上恰巧碰上了由西北军委派往红十五军团送信的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刘志丹，知道他是红十五军团的首长，于是下马向刘志丹敬了个礼，把一封急信递交给他。刘志丹打开信一看，竟然是西北军委政治保卫局给十五军团下达的一道逮捕令，上面列有要逮捕的干部名单，刘志丹名字赫然在上。刘志丹看完后，若无其事地把信折叠好，交还给通讯员，对他讲：你把这封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到瓦窑堡去了。说完，刘志丹调转马头，直奔瓦窑堡，主动跑到了西北军委政治保卫部。他把左轮手枪交了出来，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找我，我就来了。

    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下令把刘志丹关进了牢房。在此前后，100多名陕甘边区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军队营以上的领导干部被投入了监狱。刘志丹的妻子和5岁的女儿也被送进了劳改队。保卫局的人害怕群众知道刘志丹被抓，他们将刘志丹骑的马都关了起来，免得人们看到它单独栓在马厩里而生意外。押解刘志丹等人过街时，还特意在他们头上套上了布罩。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刘志丹的党性十分强。如果他看了那封信，不到瓦窑堡，而到驻在附近的第八十一师，这个师是由他过去领导的陕北红军改编的，这样，保卫部就抓不到他了。如果十五军团两部分红军内部发生严重冲突，陕甘苏区就完了。”

    通讯员骑马赶到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部，军团长徐海东正等着刘志丹来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看过逮捕令，知道刘志丹已去了政治保卫局，徐海东顿时肺都要气炸了，他厌恶戴季英领导的保卫局，大敌当前，保卫局却要自毁长城。戴季英肃反手段之残酷，徐海东早就领教过。他清楚这次刘志丹落在戴季英手中，凶多吉少，在劫难逃。

    原来，早在鄂豫皖苏区时，徐海东和戴季英同在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任职，徐海东任师长，戴季英任师政委。一次，戴季英亲自下手，把二二〇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徐海东很惊讶地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戴季英说：“肃反，干什么？！”徐海东听说戴季英要审案子，就坚持要和他一块儿去。在审讯中，徐海东亲眼看见，戴季英将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