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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党籍得到恢复
    错划右派改正了,判刑冤案平反了,第三个问题是争取恢复党籍。1936年4月,在“一二·九”运动时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1938年7月,在抗日前线,经刘子久同志和李洪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们,凡是已经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的,都要转移到解放区。于是刘子久同志就转移到解放区了。我当时已深入日本统治区,开展地下工作,他难以通知我;因而我的组织关系中断了。1942年经地下党员李年同志介绍,我参加了我党中央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组织。1944年秋,我由日本统治区回到西安后,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通知我说:他已经给我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赵耀斌派遣和陈忠经介绍,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以“国民党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和赵耀斌单线联系,工作上和李年直接联系。1947年10月,西安、沈阳等处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赵耀斌被捕,我的组织关系又中断了。

    过去由于找不到赵耀斌,我的组织关系一直恢复不了。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我于1982年5月4日,写信给中央罗青长部长,陈述了我的经历和目前急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部长发函证明,赵耀斌在给我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给我接上了党组织关系。1982年6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收到这份证明材料。我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同志也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建议恢复我的党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证明材料报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并建议恢复我的党籍。

    1983年5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指示:“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至此,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革命队伍;我感到心情舒畅,无比高兴!我决心向前看,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改革开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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