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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一个总统》出版后,有人问我:“你写孙中山,是否与他沾亲带故?”这个问题,在有关谈创作的文章里,已说过了,这里不必赘述。现在,又有人问我:“你写桂系,是否与李、白、黄沾亲带故?”这叫我怎么说呢?我家原属广西百寿县,与李宗仁先生老家树头村相距仅三十余公里,中间隔着一座高耸的金竹坳。我的舅舅早年投入桂系第七军,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其后,又率部在河南与日军血战,桂柳会战中,参加过桂林保卫战。1949年底,舅舅奉白崇禧将军之命,率部退入越南,后辗转去台湾。直到今年五月,才有幸回归故土探亲,与我母亲团聚。这样说来,我与桂系,是既沾亲又带故了!记得大约是1949年底的某一天,李、白部下的桂北军政区司令官周祖晃将军率残部由桂林退到百寿县,我曾在县城旁边的校场岭上,看到过坐在草地上的桂军士兵,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号称能征善战的桂系军队。

    当然,仅凭以上这点历史渊源关系和见闻,是写不出一百余万字的的。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一次茶话会上说:“近百年来有代表性和反映社会情况的典型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看,看看他们如何存在、发展和衰亡,有人说将袁世凯、蒋介石等几个家族写成小说不下于左拉的作品。那些典型人物,所代表的社会死亡了,本来也会死亡的,但这些事迹可以记载下来。一个社会总有它的代表人物,这是必然,至于谁来代表,这是偶然。……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总理的这一席话,可以说是这部书创作动机的发端。在写作《第一个总统》时,我曾花了许多时间搜集和研究孙中山先生与桂系关系的史料。但是,这部书的写作乃至成书,却是由漓江出版社的陈肖人同志一手促成的。肖人同志既是位著名的作家,又是位有胆识的出版家。《第一个总统》的上、中两卷书刚出版,他便与我签订了的出版合同。由签合同到完稿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其中参与写作和修改五十余万字的《第一个总统》下卷又用去一年。这中间我没休过一个节假日,除了外出查阅史料、采访有关人士及考察山川地理,没有停过一天笔。

    我生在农村,长在乡下,自幼听过许多历史演义和传奇故事。上学后,又特别喜爱历史课。上初中时,我曾被历史老师讲述的翼王石达开的故事深深感动,至今仍不忘那把在大渡河边展现过的“翼王伞”。小小年纪,便萌生要写一部太平天国兴亡史。当然,这个狂妄的愿望,至今也没有实现!1962年夏天,我在桂林广西师院附中高中毕业,当时不知从一本什么书上看到过:战士、医生、流浪者这三种人,最有可能成为作家,书中还列举了许多中、外著名作家的出身和经历为例子。我当时被书中的观点深深地打动了!对学医我没有兴趣,当流浪者又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允许的,供我选择的便只有当战士这一条路了。我便毅然报名当兵。学校领导和我的老师们见我的文科成绩优秀,一心要我报考名牌大学,但我没有按受他们的劝告。仅离高考只有半个月时间的时侯,我搭上一列满载新兵的闷罐子火车,悄然离去,连父母亲也不知道。为了当作家,我失去了取得大学文凭的机会。在军队里当了近七年兵,摸爬滚打,我的军事技术,只有在后来写作《第一个总统》和时才真正派上用场。特别是在里,大小战争写了数十次,倒也感到顺手。因为爱好文学,写得几次失去提干的机会,1968年底,我复员回桂林时,孑然一身,不仅作家当不成,连找个工作也不容易。几经辗转,我到了桂林电表厂,当了一名月薪只有三十八元的二级工。本来,如果我好好干,从头学起,凭我的本事,起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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