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长征的红军中文化人、知识分子主要分布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中，其中甚至不少都有过留洋的经历，因此还会把红四方面军看成是土包子。

    有几位红军中的文化人分别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长征：

    如中央红军的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黄镇沿途创作了24幅写生画（如图），长征胜利后在1938年曾被带到上海结集出版《西行漫画》，一版再版。红一军团第1师参谋长耿飚随身带着照相机和冲洗设备，拍下很多珍贵的照片，并有完整的行军日记，到保安时曾借给埃德加·斯诺参考，但后来不幸遗失。红一军团第1师第3团政治委员萧锋也有著名的《萧锋日记》，从中央苏区一直记录到金门战役。长征途中还有个嗜书如命的红军将领萧华，物质条件艰苦至极，他宁可扔自己穿的、用的东西，也舍不得将书轻装掉。长征途中攻打天险腊子口时，担任师政委的萧华要身先士卒率部打冲锋，行动前，他特意嘱咐替他挑书的战友说：“你离我远点，千万保护好这些书。即使我牺牲了，不管花多大代价，你也要把它安全挑到陕北，交给党。”红军将领肖劲光能歌善舞，长征途中，他偕 一管洞萧前行，常于人困马乏之际吹奏，官兵听之恍闻仙乐。

    长征开始后，中央苏区的文艺、戏剧工作者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留中央苏区，另一部分随红军主力长征，如李伯钊、胡底、钱壮飞、李克农、危拱之等，分别编入长征红军各部。创立于苏区的工农剧社分别组成 “火星”、“红旗”、“战号”等小型剧团，在枪林弹雨的反围剿战斗中穿插演出。

    这些在长征途中的红军戏剧内容丰富，有街头剧、小话剧、活报剧、花灯剧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和适应战争流动状态的要求所即兴创作的剧目，短小精干、构思巧妙，把艺术性和战斗性融合起来 。

    也有描写长征途中的生活幽默的。例如老知识分子徐特立就编过一个“捉虱舞”，这个舞蹈他在长征路上和到了瓦窑堡、延安，都亲自表演过。舞蹈动作很简单，但他表演起来却很有趣。表演时他会将羊皮袄反过来穿，羊皮露在外面，戴个破毡帽，左手—举，右腿一抬，身子一歪，摇摇扭扭地走出场来。然后两只手轮番到羊毛里搜搜，装着捏住—只虱子的样子，口里说：“虱子？”放进嘴里“哔剥”一声，又肯定地说：“是虱子！ ”就这样，手脚不断地重复这些动作，嘴里连连地说：“虱子！虱子！”“又一个，又一个！”由于他幽默的长相，幽默的神态，幽默的表演，经常逗得红军战士们大笑。

    陈芨在长征中任红31军宣传队宣传员、宣传队分队队长，据他回忆，自己经常是从队前跑到队尾，再从队尾跑到队前，一遍遍地教行军的战士唱宣传队新编的快板书：

    除此之外，陈芨在化妆方面也是个高手，长征中他经常为宣传队的战友当化妆师。当时他用的“化妆品”主要有三种，白色用官粉，红色是从集市上买来的胭脂，黑色则用老乡家里的锅底灰，其他颜色再想办法调。

    演出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道具，全是门板、饭碗，还有老乡的洗脸盆，能用的都用上了。

    随着长征接近胜利，战争的阴霾逐渐吹散，文艺活动越来越活跃。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会师。联欢会上，文艺战士们演唱了由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师歌》 ，在现场非常激动人心。而早在苏区就享有“三大赤色跳舞明星”称号之一李伯钊（其他两位分别是刘月华和石联星，她们没有参加长征），也在联欢会上表演了《红军舞》等舞蹈。解放后第三年，1951年，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是第一个将长征搬上舞台，也是建国后首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毛泽东形象的人，轰动一时。李伯钊的丈夫是杨尚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