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扛着梭镖参加长征

    长征前，父亲陆定一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被撤消了党和团内外一切领导职务，调到《斗争》杂志编辑部，从事刊物的刻蜡版工作，被人称作是个“刻字匠”。

    根据父亲陆定一执笔的《长征大事记》中记载：红军长征启程是1934年10月12日，“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野战军，开始向西南移动”。

    1934年10月18日，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总部首长夜渡于都河。于都县城东门，就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的纪念地。1996年，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当地人民在此修建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碑座左侧，刻有陆定一手书箫华的《长征组歌》中的第一段歌词内容，其中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的字句。

    长征开始，陆定一是被编入“红章纵队”的“干部队”里。他没有职务，也没有枪，只能扛着一支梭镖。

    我的前母唐义贞，由于身怀六甲，不能跟随长征，被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后来据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讲：红军长征后，唐义贞继续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开除了党籍。但她革命志向不变，说“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必定为革命奋斗”。1935年1月，被“铲共团”抓去，她坚贞不屈，遭敌人剖腹开膛，壮烈牺牲。

    当时，中央苏区参加长征的有1、3、5、8、9五个军团和两个军委纵队。第1纵队叫“红星纵队”，第2纵队即“红章纵队”。红章纵队主要由军委的后勤、卫生、后方机关人员组成。它下属的“干部队”，主要是由老弱病残人员组成，没有什么战斗力，大多数人手里的武器，只有一梭镖。当时在干部队里，还有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几位老人，以及成仿吾、李坚贞等同志。这些同志的待遇要比父亲好许多，他们也尽量帮助父亲，父亲的行李，就是由李坚贞同志的马代驮着。年近花甲的林伯渠，一手拄棍一手提灯行进，黄镇同志为林老画了张速写，一直保存了下来。父亲讲：“这是我们红军艺术史上的一幅杰作。”

    此时的陆定一没有职务，他的任务就是写标语、做宣传，是个“宣传员”。

    虽然一直受着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挤，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胜利的期望。在红军翻越“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越城岭（亦称“老山界”）时他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叫《老山界》，在艰苦的长征环境中，文章中充满了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篇文章后被编人我国的中学教科书中，教育、影响了几代青年人。父亲在文章中说：“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现今，老人的宿愿终已实现，一个大大的石碑屹立在老山界上，上刻有父亲手书的“老山界”，它已成为湖南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老山界的主峰猫儿山，已成为自然保护区，也为纪念红军长征修建了“红军亭”。父亲在红军亭中为猫儿山题字：“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峨眉之秀、庐山之幽。”

    二、遵义会议后，调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

    遵义会议前，长征的指挥者是“三人团”，“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可谓是“太上皇”。红军长征开始时，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在敌人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情况下，又不愿丢弃“盆盆罐罐”，连兵工厂、印刷厂的笨重设备，都不愿丢下，人挑肩扛，辎重队伍一夜行军走不到二三十里，处处陷于被动，战斗部队伤亡很大。

    由陆定一执笔所写的《长征大事记》中，逐日记载了红军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的战斗情况：由于行动缓慢，突破湘江的战斗从11月25日一直打到12月初，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近8.6万人，锐减到了3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