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作为“头号文化首长”，其“管辖”范围并不限于作家、诗人，更多的是新闻媒体。胡乔木是新闻媒体的“舆论总管”，是名副其实的“头号文化首长”。在新闻媒体面前，胡乔木往往以发号施令者的身份出现。

    快言快语的马达曾经担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在他退下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岗位之后，写了《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一书，于2004年11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马达专门写了《胡乔木同我的三次谈话》一节，回忆了他与胡乔木的交往。

    马达在文章中，首先写了胡乔木与他的最初交往。胡乔木给他的笫一印象，即“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斟字酌句，极端精细，有学者的风度”：

    我第一次和乔木谈话是在1985年，初秋时分。他到上海来检查身体，并治疗肩周炎。一天，他找我到他住的市委兴国路招待所，要我参加修改共青团九大的报告。我在1963年到1965年间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写过不少市委向中央的报告和讲话，可能别人向他推荐过，因此他找我参加修改文件的班子，同时参加的有李传华、钟沛璋、张德勤等。乔木对我们说：“共青团九大报告还要大改。”他讲的修改报告的意见，主要是着重写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目的、意义和劳动态度，以后围绕这个主题又找我们谈了两次。他还给我专门写了两封信，主要内容也是讲报告中一些段落的提法和结构问题。乔木是党内一位学识渊博的大理论家，又长期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给我的印象是，他对待文件的起草，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斟字酌句，极端精细，有学者的风度。

    接着，马达回忆了与胡乔木的笫一次谈话，那是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并不轻松的谈话：

    1986年初秋，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突然接到胡乔木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关照，请马达立即到他家里谈谈。接电话的同志愕住了，因为文汇报是在上海编辑出版的，马达人在上海，如何能立即赶来呢？经过联系，我第二天乘飞机赶到北京，第三天一早，由“北办”记者陪同前往。

    对于1986年这次乔木找我谈话，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我有点担心，关照随行的记者要详细记录。在靠近中南海的一条胡同里，乔木的秘书已在门口迎候，我们穿过一个面积不大但花草茂盛的庭院，来到会客室。四面是顶到天花板的又长又大的书橱，屋中间放着一张长形条桌，桌子四周摆满沙发。我们进门时，乔木欠着身手指着沙发要我们坐下。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邓力群一南一北对坐在两边，我坐在朝南的中间沙发上。由于房间光线较暗，又不透阳光，显得怪沉闷的。我先开口问：“乔木同志肩周炎好些吗？”他说：“今天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一下子把我的话挡住。我预感到，今天的气氛不像是谈话，而更像是要挨批了。正好桌上放着一盒北京产的友谊牌香烟，我不客气地点上一支又一支烟，等待他发话。

    “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乔木首先提出了问题。我回答：“那是她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我没有想到这次谈话，是从一个演员写的连载故事开始的。“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我连忙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乔木听了有点不高兴，严肃地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既然已提到原则高度来批评，我也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一段开场白。果然，不出我所料，谈话不会轻松。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讲一段插曲。大致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文艺部记者给我看一份复印件，是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一封信。因为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