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辽宁抚顺市。发电厂那150米高、号称当时亚洲第一的大烟囱上，喷吐着一股股黑烟，像是告诉人们：经过大跃进的折腾，它并没有稍事休整，而是继续拖着疲惫的身驱，在吃力地运转。它那多病的机体，无可奈何地支撑着，勉强地为东北重工业基地输送着电力，像一个未老先衰的弱夫一样。

    发电厂的各个车间不时出现一个陌生的身影。他黝黑精瘦，花白的头上顶着一顶工作帽，一身和工人们一样的工作服套在他那瘦弱的身驱上，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他认真地和大家一起边劳动，边交谈。人们并不熟悉他，但是与他相处，就像老伙计一样的亲切、随和……他就是贾拓夫，新来的代理厂长。

    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受批判、撤销职务以后，贾拓夫逐渐从困惑中清醒过来。事已至此，人总不能老是困在已发生过的事件之中，总得向前看，往前走啊？过去的，让历史去评说，而后来的路还是要靠自己走下去的。贾拓夫向组织提出请求：到基层去锻炼，到实践中去工作。在他等待安排的时候，心情开始平稳，思想才开朗了一些，愿意和夫人白茜一同到街上走走，恢复一下身体，也接受了孩子们的意见，周末一起去政协礼堂看看电影，调整一下情绪。不过，他仍不愿见熟人，总是在电影开演后进场，散场前离去。不知是自己面薄，还是怕连累别人，反正那时熟人相见，彼此都会觉得尴尬。

    1960年11月，中央批准贾拓夫的申请，安排他到辽宁抚顺发电厂担任厂长。他兴奋起来。一年来赋闲和反省的日子，总算挨过去了，又可以工作了！只要能继续工作，以前的各种不愉快，各种委曲、挫折，似乎都可以忘却。对于这些以工作为全部生活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处罚比剥夺他们工作的权力更使他们难过的了。贾拓夫此刻以一种期待的心情开始打点行装，好像他不是被下放，不是被贬黜，而是接受了一项什么重要任务。

    他的孩子们对此却有不同想法，他们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他们还不懂什么是党内斗争，什么叫路线问题？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好人，是一个只会辛辛苦苦工作，不知休息，也很少有时间顾及他们的父亲。他们还知道父亲是个4级大干部，听说比部长的“官”还“大”。现在听说是因为犯了错误，要去当个小小的厂长，还要到远远的东北去，他们心里很难过，想不通，也感到有一种精神压力。

    贾拓夫察觉到孩子们的精神状态，他严肃起来。是啊！过去自己的脑子里全被工作塞得满满的，从来没有精力考虑孩子们。好像只有受到了批判和处分后，才又回到生活中来。可是这时怎么对孩子们讲清楚呢？他没有发火，而是召开了个家庭会。他耐心地对孩子们说：“爸爸就要到东北去工作了，希望你们还和以前一样，不，要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学习，比以前更争气。爸爸的事情，你们长大以后就会明白，现在不要去多想，不要有压力。如果爸爸官大，你们沾沾自喜；爸爸官小了，你们就垂头丧气，那么如果爸爸当农民，回老家种地，难道你们就不要我这个老子了？！”他还深情地对孩子们讲：“几十年的战争岁月中，有无数的好同志为党的事业牺牲了。我们过来的人有了权力、地位和待遇，若不努力把他们未竟的事业担负起来，何以告慰死难的同志？我们今天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争名争利，还算什么革命者！你们长大了也要工作的，也是继承先辈们的事业，要多想学习，多想工作，少想个人，少想待遇、地位。在这一点上，爸爸妈妈是相信你们的。”确实，贾拓夫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从来都是积极工作，连生死都可以不顾，哪里还顾得上计较名利与个人得失呢？

    当然，他对于硬定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根本上是想不通的。他对白茜说：“我们辛苦了几十年，没有做过对不起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