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长生都吓坏了，我们坐在地上，张开嘴巴，却一句话也喊不出来。高大的黑影很高兴，他一摇晃，纷乱的头发就披散在了脑后，月光下的那张惨白的脸显得更为恐怖，他离开了白杨树，一步一步地走近我们。近处，白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着，而远处，则是鬼过河的尖厉的啸声。

    我们都极为后悔，后悔刚才离开了人字形瓜庵。

    突然，我们看到从瓜地的方向跑来了高老伯，高老伯大声吆喝着：“你个挨的，在这里弄啥哩，还不回去！”

    高大的黑影停住了脚步，他望着月光下满脸怒色的高老伯，像被蝎子突然蜇了一下一样，惊恐地转身逃走，留下一路磕磕绊绊的尖叫声。

    高老伯跑到我们跟前，气喘吁吁地赔礼道歉：“是我儿子。那贼在瓜庵外一照面，我就知道没好事，真是的，回去我教训他。”

    我们狼狈万分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我好奇地问：“他咋啦？”

    高老伯神色凄然地说：“前年，娃给人挖煤哩，有一天夜晚过河，遇到鬼了，就把娃吓成这样了。”

    我问：“这世界上真的有鬼？”

    高老伯认真地说：“当然有的。”

    我问：“把人吓成这了，你们当初没有去医院看看？”

    高老伯说：“没钱，听说这病要花好几万呢。我找了一个煤老板，看人家能不能发点善心，结果人家不但不给钱，还抢白了一顿。”

    我想，我们那里的煤老板基本上都为富不仁，宁肯在赌桌上一掷千金，也不会拿点钱做好事。

    无意中问了一句高老伯：“哪个煤老板？”

    高老伯说：“黑娃。”

    “哪个黑娃？”

    “就是抬着两麻袋零钱给人付饭钱的黑娃。”

    “这事你也知道？”

    “全县没有人不知道。”

    我向高老伯打包票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向黑娃要点费，给娃做点赔偿。”

    高老伯好奇地看着我：“你能要下？”

    我信心爆棚地说：“只要我开口，他多少总要给些。”

    高老伯感动地说：“啊呀呀，那就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啥都不说了，我应该给你办这事。”我当时觉得十拿九稳，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已经办成了这事一样。

    我和长生向村庄走去，走出了几十米，高老伯突然又赶上来了，他喘着粗气问我：“娃娃，你还没有对上象吧？”还没有对上象，就是还没有找到对象。

    我点点头。

    高老伯说：“我有一个侄女，人长得像画上的娃娃一样，觉得和你蛮般配的。你看咋样？就是吃农业粮，害怕你们吃商品粮的看不上。”画上的娃娃，就是年历上的电影明星。

    我笑着说：“我先把事给您办成了再说。”

    高老伯说：“我的事另论。我这侄女可真的好，就是吃农业粮，看你弹嫌不弹嫌？”

    那时候的人们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阶层，一个是吃农业粮的，一个是吃商品粮的，两个阶层之间几乎水火不容，互不通婚。吃商品粮的国家供养，旱涝保收，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逐年上涨的工资；吃农业粮的生活艰辛，不但领不到老公家的工资，还要无偿向老公家上缴一部分劳动成果，剩下的常常使自己食不果腹。这种恶劣的极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解放后沿袭了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温总理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后，才有些变通。

    那天晚上，我和长生睡在于老伯家。于老伯家的儿子儿媳去了南方，三年都没有回家，他们每隔几个月，才给家里打个电话。和几乎所有农村的青年一样，他们逃离了土地，因为土地只能带来繁重的劳作，却不能带来财富，他们怀揣着改变命运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