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国民政府想如何“巧妙”地展开对日策略，民众可不管那么多，他们一以贯之并且更加激烈地要求政府直接对日本采取行动。26日，上海学生派出刘旋天等50多人代表，赴南京向政府请愿，提出以下五项要求：

    一、集中兵力，驱逐日军出境；

    二、惩办不力外交官员；

    三、令张学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

    四、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武装全国学生；

    五、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上海学生代表所提上述要求，暗示出民众运动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当九一八事变刚爆发、民众运动方起之时，主要矛头是针对日本的，那时在民众与国民政府之间，没有对抗的张力；可此时，民众开始对国民政府的按兵不动失去耐心，他们开始怀疑政府对日行动的决心和能力，民众运动的矛头已开始指向国民政府。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中，条条都暗含着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不满。

    事实上，26日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已经不是青年学生第一次表露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了。25日，北平北师大的学生和教员就曾以正面这样的电文，表达了他们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国家养兵，愿为抵御外辱，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遇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以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

    总之，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众，对政府不抵抗政策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他们意识到自己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腔义愤，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的，所以他们开始转向对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批评，而且，民众运动是很难“只动口不动手”的，与政府的对抗性行动必然出现。

    但显然，国民政府却对民众运动转向的风险防范乏术。蒋介石本人对自己的领袖地位有一种强烈的、近乎偏执的使命感和优越感，他总是武断地认为，领袖怎么说民众就应该怎么做，既然领袖都抱定了以身许国甚至不惜牺牲的信念，民众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当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送抵蒋介石的面前时，他没有怎么踌躇，就作出了一一答复：

    关于第一条“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的要求，蒋答复道最后至无可和平之时，政府终须出兵决一死战。其言下之意是，现在还未到和平完全绝望之时，故亦非政府决心对日用兵之机。

    关于第二条“惩办不力外交官员”的要求，蒋答复道外交过失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并非一人之失。这种态度倒显得很实事求是，但却凸显了政府的外交责任，如果按照学生“惩办”的要求，那么是不是政府应该总辞呢？显然蒋的辞典中是不存在“引咎辞职”这样的话语的，那么，怎么落实“外交过失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这种承诺呢？

    关于第三条“令张学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的要求，蒋答复道此点请学生代表不必过虑，中央当然须夺回土地，至于戴罪立功是将来的问题。一句“不必过虑”，就把青年学生的要求回绝得干干净净。要知道，对于中国人而言，出了事情是一定要找出责任人的，学生眼中的第一责任人——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责任，被蒋以“政府负全责”解除了，第二责任人——张学良的责任，又被蒋以“将来的问题”轻轻地卸了去。像一个练就“吸星大法”的武林高手，蒋介石面无惧色地把民众的所有来招都一一接下，以为自己能化解这一切——他实在是高看了自己，小看了民众。

    关于第四条“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武装全国学生”的要求，蒋答复道国内军械缺乏，学生多一支枪，士兵就得少一支枪。这个要求提得很情绪化，蒋的回答也有趣得紧——全然把对这个情绪化十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