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马明方是1946年在延安相识的。1941年，马明方等同志从苏联学习回国，途经新疆回延安，被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软禁，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立场坚定，经受严刑拷打，顶住威逼利诱，驳斥敌人谎言，始终坚持宣传八路军抗战有功，表示信仰共产主义不变。他参与领导狱中党的工作，发动组织狱中难友与敌人进行绝食斗争直到胜利达到目的为止。1945年经周恩来同志与张治中的多次交涉，在1946年秋，国民党才被迫将马明方等一百多蒙难人员解除囚禁，并派刘亚哲护送回延安。

    那年秋天，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速记组工作，得知他们回延安的消息，我随同志们一道跑到西北局驻地山坡上欢迎。当看到那满载英雄儿女的一辆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从山坡下驶过时，我们高兴极了，不断欢呼着，迎接这些坚贞不屈的英雄战士。经过四年的铁窗生活，冲破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归来了。他们回到了党的怀抱中，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祝贺。

    马明方等同志回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们休养三个月。休养期满后，党中央决定马明方同志留任西北局副书记。此值1946年冬季，延安的冬天是很寒冷的，我经常看到他穿着公家发给的灰色粗布棉衣，在住地附近散步。他相貌英俊，目光炯炯有神。遇到我们常常主动交谈，问长问短，态度和蔼可亲。我心中对他很敬仰，也为我们米脂县出了这样一位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的、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感到自豪。

    四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明方同志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出狱后得知结发妻子早已病故，感情上又受打击。因此，组织上也很关心他的婚姻之事。这期间有些同志在我跟前讲了明方的一些事迹，不时约我去明方的住处玩。我年轻、单纯，不知其中用意。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同志派她的勤务员（那时叫“小鬼”）来找我，说让我去帮她的孩子做点针线活。我二话没说，跟着这位“小鬼”到了她们家。她和另一位女同志热情接待我，问长问短，却只字不提针线活的事。我心里正在纳闷，她们才说明了真实用意，是想为明方和我牵红线。我虽参加革命工作已有几年，但那时年纪尚轻，只想着怎样干好工作，还没有过多考虑婚姻大事，更没想到对方是我们热情迎接过的明方同志。突然听了这些话，我自觉心跳脸烧，但我对他了解不多，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她们可能觉察出了我的心思，侧重讲述了明方的情况，使我对他更为敬佩。想起他平日和蔼持重，瘦弱的外表带着几分英气的样子，心里又增加了一种亲切感，可他毕竟年长我许多，已有一子一女，当时还是心有顾虑。

    后来我得知由于明方长期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家中父母及一双子女全由他的前妻操劳，她长期为明方担惊受怕，积劳成疾，无钱医治，才不幸英年病故。明方的这些不幸的遭遇使我的顾虑逐渐被同情所代替，于是我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我们很快便成婚了。婚礼简朴而庄重，西北局习仲勋书记，马文瑞组织部长，李卓然宣传部长，曹力如秘书长以及其他一些西北局的同志都前来祝贺。桌上摆一盘瓜子，一盘糖，就算举行了结婚仪式。把两个人原来的被子放在一起，就算组成了新的家庭。婚礼虽然仓促简单，但是我为能与自己既敬又爱的人结为终身伴侣而感到幸福。我们虽然没有现代年轻人的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但我们是在为一个共同的崇高目标走到了一起。从此，我就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位革命家的命运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

    婚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我随着西北局机关大队经常日夜转徙陕北，在黄土高原上行军，有时要趟过没膝的冰凉河水，黑揣暗摸，耳边响着敌人的大炮和机关枪扫射声，不顾安危紧跟着大队行走，惟恐掉队走失。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