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慎和高翔

    “扬州八怪”之间，资历有深有浅，相识有早有迟，相聚有久有暂，思想和艺术风格也不尽一致，但他们都能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切磋技艺，相濡以沫，一扫文人相轻的旧习，结成了深厚的道义之交。这中间，相交最久、过从最密的，要数汪士慎和高翔。打开汪的《巢林集》和高的《西唐诗集》，两人赠答唱和之多，所记踪迹之详，为他人集中所少见。真做到了“相交相爱垂垂老，朝夕过从风雨中”。（汪士慎《赠西唐五十初度》）。他们还有个共同之处，一生都比较单纯和平淡。也许正是这种如水的生活，如水的友谊，倒酿出了更为深永的滋味。

    关于汪士慎，还很少有资料提供他青年时期——而立以前的生活情况。他的籍贯，一说是安徽休宁，一说是安徽歙县，据最近的研究结果，应以徽州府治所在的歙县为是。不过在古代，休宁即歙县地，后来才分置的，明清时同属徽州府，说成休宁，未为无因。他出生的具体地点是歙县富溪村，在黄山脚下，今已划入黄山市的范围。休宁、歙县是产名茶的地方，富溪村皆以种茶为业，汪士慎嗜茶成癖，茶道甚精，有“茶仙”之称，大概和他的出生地大有关系。歙县的特产有“徽墨”、“歙砚”，为“文房四宝”中的上品。歙县过去因山多地少，人口较稠，外出经商者甚众，形成了很有声势的“徽帮”。当时在扬州专营两淮盐务和在国内经营典当业的多为徽商，“徽州朝奉”（当铺的掌柜）是出了名的。徽州富商中（例如两淮盐商中）不乏姓汪的，看来汪士慎的家庭不属这样的门第，而是一个清寒之家。他年轻时即选择书画为生的道路，后来又长期寄迹他乡，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字近人，号巢林，又号溪东外史，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曾取过多种别号。按其排行，人称“汪六”或“汪六先生”。生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年）。他的《巢林集》中的诗作，均写于来扬州之后，颇有反映家乡风物和青年书画生涯的内容，不过可以想见，身居黄山脚下，日夕与黄山相对，黄山的云海松涛，奇峰怪石，瞬息万变的神异景色，潜移默化地培育了他的艺术情怀，当是无可置疑的。汪士慎来到扬州，约在30岁左右，即康熙五十五年左右。那时扬州虽然还没有达到后来乾隆说的“广陵繁华今倍芳”的程度，但随着盐业和漕运的发展，扬州的商业之盛和消费水平之高，已是全国在数的几大城市之一，康熙六次南巡，过扬州，尽管不如乃孙乾隆六次南巡的奢华糜费，为了接驾，扬州仍有不少动作。即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第五次南巡来说，那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既是江宁织造，又是两淮巡盐御史，大修扬州塔湾行宫（遗址在今三汊河高旻寺内），当时的盛况是：“行宫宝塔上灯如龙，五色彩子铺陈古董诗画无计其数，月夜如昼。”如《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说的：“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字竟顾不得了。”也即诗人张符骧所讽刺的：“三汊河干作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接驾的需要（铺陈诗画），装点风雅、文化消费的需要，就像扬州当时的茶楼酒肆“甲于天下”一样，寄居扬州的诗人、画家，人数之多，也是全国之最。人多，竞争也激烈。一个初到扬州的人，没有有力者的扶持资助，没有面目一新的笔底功夫，在这块土地上立足是很困难的。

    汪士慎来到扬州，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在形单影只的孤立情况下，从一开始，汪士慎就得到马氏兄弟的热情庇护与支持。

    谈到“扬州八怪”，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涉及到马氏兄弟，他们或多或少的，或临时或长期的，都从马氏兄弟那里得到过帮助。能进出于马氏的街南书屋或小玲珑山馆，对学者、诗人、书画家来说，是一种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