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拯民是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一路军副总指挥兼政治部主任。

    原名关有维，字伯张。1909年农历正月十三（2月3日）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一个农民家里。父亲关宏元，母亲魏士。魏拯民来到东北后，初名“名胜”，后改“拯民”。都是用母亲的姓。

    屯留县在山西南部，离省城太原约500多里。大革命初期，那里还没有党的组织。魏拯民在本村小学和县第一高小毕业后，父亲就让他回家种地，并给他娶了媳妇。这位老庄稼人说得倒也实在：“你念书，我没钱。”照这样，他就没有希望上中学了。幸亏这件事被外祖父知道了。外祖父是个木匠，没有儿子，喜爱外孙子，把魏拯民的学费包了下来。

    1925年，他长途跋涉到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学校里有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学生多倾向革命。魏拯民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自然很快地接受了党的影响和教育，并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军阀混战和反对阎锡山征收苛捐杂税的斗争。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俗话说：“烈火识真金”。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这时，那些原来被革命浪潮裹进来的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一个一个地溜出了革命阵营，而真诚的革命者却纷纷集合在党的旗帜下。年轻的共产党员魏拯民，经受了革命低潮时期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冒着随时可能被逮捕、被杀头的危险，紧紧地跟着党，坚持革命斗争。“四一二”以后，太原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革命者被投入监牢；魏拯民也被学校开除了。他回到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5月以后，他千里迢迢去武汉找党中央。当时，武汉已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党中央转入地下活动。由于形势的突然变化，加上他初到武汉，又人生地不熟，所以未能找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只在农运部见到了一位同志，简单地谈了一会儿，这位同志给了他一些文件就让他马上离开了武汉。他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行至太行山下，又遭土匪抢劫，脚部负了伤，钱也丢光了。当他一路颠簸回到家乡时，山西军阀也在疯狂捕杀共产党。他一点也不灰心，反倒是因为受到锻炼，长了见识，很机警地进了榆社县中学，用读书作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

    1928年夏天，魏拯民考入北京宏达学院。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上面，经常与同学到东安市场、前门、北池子等地贴标语，撒传单。尽管国民党特务密布，警卫森严，他也能很有办法又很沉着地对付他们。他让同学假借问路，把警察缠住，就趁机把标语贴在墙上或撒向人群中。他把宿舍砖地的一块砖揭开，里面稍稍修整一下，就成了一个不用锁的保险柜。党的文件就放在那里，用时取出，用完放入，从未被敌人发觉。

    1930年11月，军阀石友三在安阳办军事干部学校，党要派进一些同志去，魏拯民便去报考。他在宏达学院并未毕业，只因穷困所迫，连三合面窝窝头都吃不起，所以几个月前就中途辍学了。而这所军校是公费，他考取了。入军校时，他只有3年多的党龄，但做地下工作已相当有经验，不到半年时间，就在这所集中营般的军校里，发展了党组织，吸收了4位同志入党，并以“读书小组”名义进行着秘密革命活动。

    自觉的革命行动来自坚定的革命信念。魏拯民同志在一篇日记里写道：“军阀混战后（民国19年4月至10月），人民得到的‘洪福’‘恩典’，使我们这些牛马式的人类无可告述。像这样的现象，我们还能忍受吗？还能忍耐吗？不能忍耐！只有一条路可以使我们走，我们走上去吧！”确实，魏拯民同志的足迹清晰地留在为亿万“牛马式”生活的人民求解放这“一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