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二十世纪重要事件的亲历与目击者难于分享他们的记忆，那如果不是温馨、狂热的怀旧，就是不遗余力的唾弃与否认。想到自己的一次与他人记忆的冲撞，是关于一本书：《1984》，它不仅牵系着本世纪的若干重大事件，它本身亦是诸多重大事件之一。

    在我的大学时代，读到了此前从未听说过的《1984》，读的是彼时彼地一个特殊版本——那是本经历了“文革”岁月的人会记得的、特殊的杂志：《编译参考》，大开本、大字号、素面子。一本特权层的杂志——对于“文革”，一个不无怨憎与伤痛的点，是在“闭关锁国”的年代，特权层从未与外部世界隔绝：江青始终追随着最新的好莱坞电影，林立果酷爱美国摇滚。1978或1979年《1984》分三期连载。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它流布进了大学校园。作为一本确定无疑的“反动寓言”，它在大学生、也许是我置身的那个小世界里，引发了微型地震，那个年头，对知识、书籍的饥渴仍十二万分地被封闭和匮乏所放大。和大多数难于获得的新书一样，它在不同的宿舍间流传。每人两小时吗？不记得了，只记得曾被排到午夜两点，当然是无怨无悔地等到那个时刻；第二天嘛，只能旷课了。记得最初阅读时的战栗，那是一种毛骨悚然、撕心裂肺的恐怖认同：第一次，从外面，从一个寓言（预言？）中读到自己成长的年代，读到了曾无限熟悉的一切：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群，无数的狂欢式的游行，禁欲的、狂热的少女；甚至匮乏的物质供应、劣质香烟以及吸劣质香烟的方式——小心地揉松、磕实、点燃，而后直立起吸，一如后来的某些吸毒者；甚至有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一点点精美的物品、尤其是对文具的情欲般的渴求和珍爱。只是“他”的名字，是“老大哥”。在深深的震惊和慑服中，反复地默念着作者的名字：乔治•奥威尔。——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想象？充满敬畏地发现，成书的日期，是1949年。在断续的阅读和焦灼的等待中，读到了主人公的离轨，读到了他的秘密日记和秘密爱情。一份欣喜，一种自恋式的认同：将自己从1975-1977经历的心灵反叛和不轨初恋附着其上。窃以为此前的悲剧是因为人们没有机会获得“真理”——因真理被监禁，谎言遍布于世。

    恰有一个极为风云的作家来学校演讲，作为一个经23年流放的“归来者” ，他颇富传奇，作为一个刚刚发表了轰动作品的文人，他极富口才。他讲：越战斗越安全；他讲，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真理，便不可能再被征服。听得热血沸腾。顾不得平素的矜持冷漠，拍痛了手掌。但不久，此君便因一时“风吹草动”，露出了极怯懦的面目。我遭到的打击，近乎失恋。也是在这时，终于读到了书的后三分之一：主人公终于和他神秘的“知音”相逢在“没有阴影的地方”。那是警察机构的大楼：没有开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但灯光永不熄灭。在无尽的肉体和精神凌虐之后，是对爱人的出卖。是对爱的背叛。是不再知道爱为何物。是“忘怀洞”——对记忆的彻底改写。是权力面前无所谓“真实”与“真理”。对于权力机器，肉体的消灭不是目的，心灵的征服才是战绩。尽管彼时已不再“全信书”，但那是本什么书啊？！简直是圣音。于是，这样的结局，不啻于五雷轰顶。我仅有的一点乐观被粉碎，仅有的一点希望被遮蔽；为了这本书，原本便陷在阴郁中的我更加颓唐。在无人处，我甚至会恐惧地对着光源伸出我的手掌，惟恐有一天看到了不存在的第六个手指——如书中被权力／暴力重塑过的主人公。“1984年”，成了一个梦魇。难道更恐怖的年代尚未到来？

    不久，结交了第一个外国朋友（用当时的标准说法：是“外国友人”）苏珊娜。颇吻合于对洋人的想象：我们两个人比肩而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