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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
    王中忱

    1994年12月7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为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登上瑞典皇家文学院讲坛的时候,心情肯定不很平静。获奖确实使他喜悦,但也打破了书斋的安宁。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接连不断的骚扰,他甚至不得不有意弄坏电话。①不过,从东京到斯德哥尔摩,总有许多仪式需要履行。和以往的一些杰出前辈一样,他要在这里发表受奖演说。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1994年10月17日在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研究·京都会议”上的讲演。

    大江的目光投向了距离讲坛遥遥万里的故乡。于是,四国岛上名不见经传的大濑村(现名内子町大濑),就成了《我在暧昧的日本》这篇著名演说的开场白。大江并非突然泛起了乡愁,至少在两个月前,获奖消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来时,他便开始酝酿这篇讲演辞。而比这稍早一些时间,大江曾经“在北欧谈日本文学”,那时,他也说起自己的故乡。①显然,故乡的土地始终牵系着大江的心,与大江的文学世界丝缕相连。

    大江经常把故乡称做“峡谷里的村庄”。大濑确实藏在山谷里,村前有小田川河流过,四周则环绕着茂密的森林。大江在这里长到15岁,“峡谷村庄”经验可以说就是他孩提时代的经验。大江后来的创作表明,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会在作家的文学活动中持久不断地回响。诚如大江自己所说:我曾屡屡描述森林里的孩子的奇异经验,即或人家认为我是受森林经验的恩庇而成为家的,我也毫无异议。②但“峡谷村庄”不仅为大江的创作提供素材来源,它还时时跃入大江虚构的世界,构成作品内在的时空。而虚构文本(test)里的“峡谷村庄”自然不限于现实中的大濑村形成某种对应,在文本内的各种语境(test)里,它指涉着多重复杂的内容;从这样的意义说,森林-峡谷村庄无疑是解读大江作品的一把钥匙(keyword)。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1992年10月;此文和大江的另一篇讲演《不再封闭的日本人》(1993年5月)谈到的内容,与《我在暧昧的日本》多有重合,几乎可以视为后者的雏形。

    ②参见大江健三郎的《占梦师》。

    “峡谷村庄”作为虚构的空间,最初出现在中篇《饲育》里。《饲育》是大江创作中少有的一部直接描写战争时期生活的作品,在战后日本文学的同类题材作品中也属异例的存在。“峡谷村庄”这一情境的设定,使故事发生的空间带有某种封闭自足的乌托邦色彩,山村孩子的视点,更加重了这里的牧歌气氛。尽管有战争的消息传来,甚至有敌方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但对于山村孩子来说,这一切非但构不成恐惧和危险,反倒增添了新鲜的乐趣。最后,导致乌托邦解体的,既不是战争,也不是那个被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而是村庄里大人们的支配意志与暴力行为。在结尾,当“我”的手指和黑人士兵的头骨一起被“我”的父亲打碎的时候,也意味山村孩子的童年乐园从此失去。“我不再是孩子了。”这是“我”获得的启示,也是中俘虏兵故事与山村孩子的成长故事交融起来的接点。“峡谷村庄”由此而转换为山村孩子举行成年典礼的仪式性空间。

    《饲育》里关于“成熟”的启示,从某种意义可以看做是大江创作本身的隐喻。《饲育》以前,大江已经以《奇妙的工作》(1957)、《死者的奢华》(1957)等作品引起文坛注目,尤其是《死者的奢华》,甚至成为日本纯文学界最看重的芥川文学奖的候选作品。但大江的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确实非《饲育》莫属。这篇发表当年(1958)即没有争议地获得了芥川奖,从而促成大江从“学生作家”顺利地转为职业作家。就文学创作而言,大江也可以充满自信地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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