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抓局来啦！”花轱辘老头大喝一声。

    柳棵子地里一阵大乱，鸡飞狗走，抛下了港台歌星，几声抽泣，几声凄厉：“……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花轱辘老头捧腹大笑。

    “爹，谁打发您前来诈尸？”从柳裸子地中冲出一个花花公子，横眉立目地向花轱辘老头大发脾气。

    此人便是杨吉利。

    杨吉利三十一岁，生得细皮嫩肉，唇红齿白，不带一点农村的土气；他留的是大鬓角，嘴唇上一抹小胡髭，鼻梁上架一副贴着商标的蛤蟆镜，上身穿一件套头紧身尼龙衫，下身穿一条米黄色的喇叭裤，十足的港式派头儿。

    也许有人不相信，这副打扮，城里也并不多见，京郊农村怎么会出产这类角色？

    京郊农村的每个大队，差不多都有放映机，放映员到公社电影站租片子，每场只花一至五元；不到三夏三秋大忙时节，乡下人晚上收工，闲着没事，大队就放映电影，至少隔一天演一场。而且，大队部还有一台二十时的电视机，更是每晚都要开放。某些香港和国产仿洋牌的影片，以及花里胡哨、光怪陆离的电视剧，造就了杨吉利这一类的浮浪子弟。

    “你跟谁在一块打扑克？”花轱辘老头笑眯着眼睛问道。

    自幼把儿子娇惯得野腔无调，打天骂地，花轱辘老头被儿子当头棒喝，也是自作自受；不过，习以为常了，倒不觉得脸上挂不住。

    “北京来的哥们！”杨吉利脸上放着毫光。

    花轱辘老头一听儿子结交上北京的朋友，只觉得他家又多开了几条门路，忙问道：“他们都在哪儿上班？”

    “人家是争取人权自由同盟的。”杨吉利打开雕花镀镍的烟盒，抛给花轱辘老头一支，“这是人家刚送给我的外国香烟，您尝尝。”

    花轱辘老头听着耳生，追问道：“这是哪一行的单位，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呀？”

    “我前些日子进京，跟他们在民主墙结成战友。”杨吉利摇头晃脑，自鸣得意，“连外国人都佩服他们！”

    花轱辘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说：“吉利，京油子可沾不得呀，你别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气。”

    “您一个上老帽儿，懂得什么？”杨吉利不耐烦的挥手，“去，去，去！”

    “快跟我回家！”花轱辘老头一指河堤上的吉普车，“你吴大伯特派汽车来接你，要跟你谈谈话。”

    “您打哪儿给我捡来一个吴大伯呀？”杨吉利翻着白眼。

    “就是吴钩呀！”花轱辘老头的得意神气，不下于儿子，“人家又当上了报社的社长，大老远的从北京下来看我；你不是会写诗吗？正跟他对工，求他提拔提拔你。”

    “原来是那个老右呀，不见！”杨吉利嗤之以鼻，“二次革命一来，还得给他戴上帽子。”

    “什么，什么？……还要折腾呀！”花轱辘老头惊慌失色，直打寒噤。

    “眼下的这些政策，都是要使党变修，国变色，不折腾行吗？”杨吉利恶狠狠地嘶叫，“什么叫让农民富起来，分别是要使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放屁！”花轱辘老头头一回跟宝贝儿子发这么大火，“我土埋大半截，穷够了！临死之前，非要富一下子不可！”

    他气昏了头，转身就走，上堤坐车，原路而回。

    “我警告你们！”杨吉利跳着脚，“不许跟吴老有勾勾搭搭，丧失阶级立场。”

    花轱辘老头气呼呼回到家，锦囊大婶急不可耐地问道：“怎么没把吉利接来？”

    “小兔崽子还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花轱辘老头听见墙那边吴钩大说大笑，急得在院里来回转磨。

    “我，还有一条妙计。”锦囊大婶牵着嘴角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