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忍不笑。怕笑起来他不高兴。

    “我说两句。我本不想说什么的。有什么好说的呢?”

    第二个正式要求发言的是某冻伤研究所的所长。他似乎打算站起来说，但欠了欠身，又将胖大的身躯陷坐于沙发了。

    “老院长”指着他予以鼓励：“请说请说!怎么想怎么说。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搞黑记录……”

    不成想他的话惹恼了冻伤研究所所长。后者急赤白脸地说：“谁还敢搞那一套，我在国外报刊上骂他个狗血喷头!谁还想搞那一套谁是他妈婊子养的!”

    “老院长”表情一阵不自然，摊开双手耸肩道：“您这是从何说起呢!我是哪种思想的人你还不清楚吗?……”

    冻伤研究所所长努力了两番，终于成功地将胖大的身躯从沙发上站立起来了。他走到会议室中央，环视人们，目光最后落在“老院长”脸上：“别误会嘛。你是哪种思想的人我当然很清楚。咱俩是诤友关系，我能指桑骂槐地攻击你吗?让我告诉大家也没什么吧?诸位，我所了解的他，国际思想方面是一位和平主义者，社会思想方面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是一个反动的人。‘文革’前因为贩卖美国式的民主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再受二茬罪被打断了一条腿。现在呢，他还是主张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

    “远啦，远啦，离题万里啦!”

    “老院长”忸怩不安起来，窘红了脸提醒冻伤研究所所长。

    “咱们这次会议也只许有一个中心吗?行，行。一个就一个。怎么都行。哎，我说中心是什么来着?”

    冻伤研究所所长将求助的目光望向“老院长”。

    “讨论，反省。主要是反省。”

    有人及时替“老院长”回答他。

    “又反省?反省什么?”

    毕竟是和“老院长”同辈的人了。七十六七岁了，耳背了，刚才没听清。

    “反省我们对四个小狗崽子的态度问题……”

    又有不甘寂寞的人替“老院长”回答着。“狗崽子”三字一经被说出，意味着许多座心理火山就要开始喷发了。

    “反省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有什么可反省的?我看我们这些七十多岁的人，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点头哈腰的都快变成孙子啦!”

    “我们可比不上现在的孙子们!现在的孙子们活的多开心，爷爷娇奶奶爱的!我认为我们都快变成《茶馆》里的王掌柜了!而他们简直像……”

    “对对，比得好!你说明白了我的意思。总之我在这个院子里越来越感到屈辱了，仿佛自己又回到了三十几年前……”

    “毕竟比三十几年前强吧?三十几年前你隔三差五地就被批斗一次。而在这个院子里，前天你还戴着‘革命造反派’的袖标啊!”

    “那也感到屈辱。因为我自己讨厌戴。再说戴着也心虚，似乎总觉得自己实际上仍被划在‘另册’里，只不过是混入‘革命造反派’的队伍里的。好几次梦里被挖了出来，醒后惊一身冷汗。诸位，三十几年前……”

    于是冻伤研究所所长讲起了自己一家三十几年前的悲惨遭遇——父亲因是从美国辗转香港回国的医学教授，被批斗致死；母亲因台湾有亲属而被诬为特务，死在牢中；自己被发配到劳改农场，十余年远离专业；妻子与之离婚，改嫁给了别人……

    那是一番真正的控诉。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他讲到心碎处，老泪滂沱，泣不成声。

    会议由他之后，变成了控诉会，忆苦思甜的会，声讨红卫兵的会。“文革”和红卫兵的受害者们，彼此同情着，相向唏嘘着。连“老院长”也忘了开会的初衷不是那些，大动其容地讲起自己当年的悲惨遭遇来。

    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