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悱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乎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的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的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