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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7.1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冲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下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7.2 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卫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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