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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下放劳改)、砍头,甚至“族诛”。这一下便把东亚太陆,搞回到石器时代。民间要做点学问,就只好靠口述录音了。

    最高到有族诛大罪的“挟书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汉沿秦制,书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这条死罪大法,才被撤销,它前后延长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后,社会上通用的已全是“简体字”的“隶书”。禁书之前包括七国古文的“繁体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书”,便甚少人通晓了。可是书禁既解,则“燔余之书”(包括始皇烧的和项羽烧的),和匿藏之书(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书”),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励之下,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秘书)中也堆满了断筒残篇。为整理这些残书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简体字(隶书),所谓以今文读古文是也。“以今文(隶书)读古文(篆、籀)”事实上也是一种翻译工作。不同的译者作相同的翻译,其结果往往不同。更何况七国古文,各有其“异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会讲“标准国语”,这样问题就大起来了。——君下见吾友柏杨以“白话”来翻译“文言”(通鉴)哉?更不见,“通鉴广场”及众多媒体,见仁见智者,对柏老之棍棒交加耶?这就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争”的现代版了。明白了柏杨近年之恼火,则两千年来今古文之争,可思过半矣。

    6.2 从董仲舒、刘歆到党的领导

    两千年来论今古之争者无虑数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较深刻的王国维说。志之是不掠美也。这一发生在两干多年前的学术争辩,正如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关“海瑞罢官”的辩论。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纲》里的办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门也就罢了。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利禄禽兽。任何有关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为的是入党做官,有权便有一切也。要夺利,首先就得争权。这样便牵涉到两位关键人物,董仲舒和刘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儒家大政客。他说服了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和国立中央“太学”,而当“太学生”(也就是所谓“博士弟子”)则是入朝为官的终南快捷方式。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专治《春秋?公羊传》,可说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议设立的“太学”,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学:五经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经了。董仲舒这批“斯大林主义者”,既然把持了党校,左右了党的“意蒂牢结”,操纵了入党做官的“仕途”凡数十年也就罢了。谁知半路上又杀出个“托派”来。这一托派的首领,便是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奉命整理燔余残害的刘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刘歆和他的父亲刘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图书馆里的编审和管理人员。二人都写了不少卷有关“目录学”的名著——那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目录学。刘歆显然比他爸爸更有学问、更调皮。他在这些残书中却偏偏看中了一本惊世骇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传》。

    汉初今文学家治《春秋经》原只有《公羊》、《谷梁》二“传”(“传”在欧西“圣经学”中叫做commentaries)。刘向原也是专攻《谷梁》的“今文家”。如今他儿子忽然凭空突出了古文经《春秋?左氏传》;而这《左氏传》的史学内容、文学光彩和哲学义理,都比酸溜溜的“公”、“谷”二传要高明得多。原发现人刘歆乃奏请皇帝(汉哀帝),把《左传》以及和它类似的古文经《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颁入太学,成立正式科系,设置专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与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汉哀帝当时对“春秋三传”和今古之争,倒颇有持平之论,但是纵是皇帝也别不过把持党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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