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动。过去是穷则思变，不是往好处变，而是往乱处也就是往更坏处变，虽说“不出乱子”是唯一的强调，但在老百姓的潜意识里，期待往往是相反的，因为如果不出点乱子，他们乏味的生活该如何打发呢？这就是近代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在边远地区往往比中心地带闹得更凶猛更残忍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内地和边疆在经济生活上过于强烈的反差，往往会使边疆人的心理失去平衡，而失衡的心理往往又是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基础。

    与穷则思变相对的，是富则思定，只要有了财富的积累和财富的有希望积累，只要有了对私有财产的无尽渴求和守住财产的冲动，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出乱子，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政策千万不要变。”

    这样一来，人们的视野骤然开阔而目的却变得越来越现实和功利，“不出乱子”就不仅仅是一种施政纲领，更是老百姓的自觉要求。

    经济意义上的开发西部，获得的结果却远远超出了发展经济的范畴。尤其是当今世界，当反对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统一已然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裂而日益成为所有正义国家正派政府的共同行动的时候，我们对新一轮的创世活动就不能不重新认识并给予一定的评价了。

    2

    然而，我们的准备毕竟不足，对一些人来说姗姗来迟缓缓摇摆的嬗变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有着难以接受的迅速和剧烈。两种观点和两种感情针锋相对：难道青藏高原的原始古朴就要消失在开发建设的五光十色中？难道虚静的原野、寂旷的山脉、纯洁的圣地就要消失在泛滥的物欲、世俗的潮流、嘈杂的市声里？一个理性的民族，必须把保护自己和发展自己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的特色也就一定不能有效地实现发展自己的目标，谁也没有权利借口开发建设而让原有的青藏特色消失殆尽。回答这样的诘问是艰难的，因为民风的本色、宗教的传统和自然的高旷，永远是世界注目于青藏高原的三个巨大理由。于是绕开正面回答，以诘问对付诘问的方式便出现在我们的报章杂志和电视节目里：难道越古老越神秘越原始越传统就越有价值？难道因了我们的欣赏牧民就应该永远去住四面透风的帐房去过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生活而拒绝搬进定居点的雕房或高楼大厦？难道为了满足外界的好奇就必须让青藏本土的居民永远都是钻进羊皮筏子渡河，背着木桶运水，赶着牦牛去五百里以外换盐易粮？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任何形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以牺牲本民族的固有习俗为抵偿的，谁也没有权利借口保护青藏特色而让民众永远生活在颤动的温饱线之下。人类理性的体现只应该是走向现代而决不应该是回归原始。回答这样的诘问同样也是艰难的，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类理性法庭，并没有公认的审判一切非理性言行的客观准则。我们的出发点充满了主体精神的膨胀和武断，我们给自己的言说披上了历史主义+蒙昧主义和理想主义+功利主义的外衣，使它们在受到时间的审判之前，始终都有一种合法的自然也是合乎逻辑的表现形式。然而，言辞的暗淡并不妨碍心灵的灿烂。我们假设理性法庭是存在的，假设它已经给我们至少给我们的心灵提供了一种可能：一切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否则就将是一种永远都面临惩罚的存在。

    似乎是恍然大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人看到了产生于美国的西部电影，突然意识到，中国也有自己的西部，中国的西部不也是荒原连片马牛成群的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西部电影呢？报纸和电视开始大肆鼓吹，关于西部电影以及西部文学的话题俨然成了主流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结果是，真正的西部电影倒并没有拍出几部，电影的主角西部牛仔却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其基本特征便是蓝色帆布